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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1〕

这就是说，只有在正确地&ldo;知人&rdo;，也即与异质文化的&ldo;比较&rdo;中，才能客观地&ldo;审己&rdo;，科学地把握与发扬自己之&ldo;真大&rdo;（真正价值），正视与克服自己之不足，从而产生一种对本土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文化&ldo;自觉&rdo;。

所谓&ldo;自觉&rdo;，就是克服盲目性。

在鲁迅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ldo;中华中心主义&rdo;，它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ldo;至高，至上，至善，至美&rdo;的神圣灵光，从而由盲目的民族自大，导致&ldo;抱守残缺&rdo;而不思变革，鲁迅认为这才是真正民族文化危机之所在。

这正是表现了鲁迅对中国的国情、国民性、民族文化痼疾的深刻认识与清醒正视：中国这个民族一&ldo;大&rdo;二&ldo;人多&rdo;三&ldo;历史悠久&rdo;，这本是好事，却成了民族的包袱，只要有机会，就会陷入&ldo;中华中心主义&rdo;，鲁迅终生都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都在提醒国人，要防止有人在&ldo;爱国&rdo;的旗号下，贩卖&ldo;中华中心主义&rdo;的私货，他们实际上是&ldo;爱亡国者&rdo;〔2〕;对那些&ldo;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鉴赏&rdo;的所谓外国&ldo;友人&rdo;别有用心的&ldo;赞扬&rdo;，更要保持清醒〔3〕。

也正是从这一基本警惕与批判立场出发，鲁迅始终坚持一点：要&ldo;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rdo;将异质的外来新文化，&ldo;尽量地吸收&rdo;，〔4〕在&ldo;比较&rdo;中不断破除将传统文化神圣化与凝固化的&ldo;瞒&rdo;和&ldo;骗&rdo;的迷梦，并注入新的活力，创造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机。

但鲁迅却要为他这一独特与深谋远虑的文化选择，受到国人的无情惩罚：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以至今天）都有人或明或暗地将鲁迅视为&ldo;民族文化的罪人&rdo;以至&ldo;汉奸&rdo;。

而鲁迅却从不知悔，他的立场始终坚定：&ldo;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lso;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rso;，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rdo;〔5〕

鲁迅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同样强调自觉性，而反对盲目性。

因此，在《文化偏至论》里，鲁迅在批判了&ldo;中华中心主义&rdo;以后，接着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另一种倾向：&ldo;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rdo;，&ldo;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rdo;，&ldo;喋喋誉白人肉攫（掠夺攫取）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rdo;。

这里，鲁迅实际上是提出了四条明确的线：一、学习必须是独立的主体经过自己的&ldo;考索&rdo;、&ldo;思虑&rdo;所做出的发自内心的选择，而不能盲从于&ldo;众志&rdo;;二、学习不是盲目崇拜，绝不能以西方文明为世界文明的顶峰，将其神圣化与终极化;三、学习必须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实情与实质（根柢）的认真考察、真正了解的基础上;四、学习必须以认识中国的国情为前提，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与归宿。

这样，鲁迅就与那些&ldo;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rdo;，&ldo;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rdo;的&ldo;辁才小慧之徒&rdo;划清了界限，而这些人在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生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

鲁迅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ldo;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捐弃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rdo;

在分别考察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析和态度以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文化偏至论》这个题目：这实际上是显示了鲁迅的一种文化观的。

在他看来，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的现实形态，都是&ldo;偏至&rdo;的，也即是不完美，不完善，有缺陷的。

正视人类文化的现实形态的这种偏至性，就可以使人们不会陷入将任何一种文化神圣化、绝对化的神话，进而承认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有缺陷的，同时又是各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的，它们在相互&ldo;比较&rdo;中既互相吸取、补充，又互相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鲁迅的这一&ldo;偏至&rdo;观，以及由此建立的多元发展的文化理想，正是他与流行的东、西方文化观的一个根本分歧。

鲁迅与当时的主流派知识分子更深层次的分歧，还在于对西方文明的不同理解与选择，以及由此而决定的&ldo;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近世文明（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选择什么样的&lso;现代化道路&rso;）&rdo;的不同追求与设想。

鲁迅指出，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一是&ldo;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rdo;，即主张&ldo;金铁主义&rdo;的&ldo;富国强兵&rdo;之路;另一是鼓吹&ldo;制造商沽立宪国会之说&rdo;的君主立宪的道路。

而在鲁迅看来，这两种对中国近世文明道路的设计，实际上是要简单地移植西方&ldo;十九世纪末叶文明&rdo;（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ldo;西方工业文明&rdo;），即所谓&ldo;物质&rdo;与&ldo;众数&rdo;，但却又将其绝对化。

而在鲁迅看来，这样一种以&ldo;物质&rdo;与&ldo;众数&rdo;为核心的西方工业文明&ldo;其道偏至&rdo;，是一种片面的有缺陷的文明，&ldo;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rdo;。

他自己则提出了另一种现代文明构想：&ldo;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已兴起。

&rdo;‐‐这样两种关于中国现代文明的不同构想，正是《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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