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之间还有一宗不平等，则是法律上的不平等。

旗人涉法，分别由宗人府、内务府、各地通事厅管辖（或先行审讯），而逸出国家司法体系之外，在旗、民发生纠纷时，其理讼、量刑将不可避免庇护旗人，引致汉人不满。

尤令人愤愤不平者，则是旗人在刑罚执行方面亦有优待。

如，旗人犯法依律当充军、流放、坐监者，可以带枷示众代替：汉人判徒刑一年，就得坐满一年牢，而等罪旗人带枷二十天便可抵刑；汉人被判流放二千里，旗人带枷五十天即可。

甚至，犯了死罪，如&ldo;殴死有服卑幼&rdo;，汉人例由刑部&ldo;汇题&rdo;（成批办理），皇帝泛览一过後便行刑抵命，若是旗人，则须逐案&ldo;请旨定夺，不得概入汇题&rdo;。

若其父祖伯叔兄弟及子孙阵亡的旗人，只要未犯下谋反、杀父等&ldo;十恶&rdo;不赦之罪，&ldo;准免死一次&rdo;；其本人尝因出征负有重伤，或军前效力有据，&ldo;亦准免死一次&rdo;。

这么一通融，绝大部分旗人（尤其是满洲人）便都握有一面免死金牌。

官制上的不平等，不影响平头百姓的生活；婚姻上的不平等，汉族的旷男怨女亦应无怨言；福利上的不平等，&ldo;非国有&rdo;国民也勉强能接受；但是，有人取了你的性命，却可&ldo;免死一次&rdo;，岂不太过恐怖？更恐怖的是，享受这种特权的人竟有数十万之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钱穆总结清代的民族政策，谓其主要特色为：&ldo;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rdo;；其语盖为康熙五十一年上谕&ldo;永不加赋&rdo;之旨而发。

虽然此项&ldo;德政&rdo;已被诸多史家、经济学家共同判定为徒有虚名，此後清廷行政，不仅不能保持低税费，反而在实际上加深了人民负担，然其立法之初心实无可指摘。

但是，根据上述恶法，因旗人可以多死一次，故汉人须以来生为注，方有资格参与这场惨淡赌局；虽不必旗人个个嗜杀，然已导致无辜汉民午夜梦回，便须提醒自己无论何事，务必忍气吞声，切不可与在旗之人较一短长，以免血光之灾。

此情此景，不必身历亲睹，偶一思之，便令人气沮伤心也。

这难道也算是&ldo;讨好民众&rdo;么！

在政治上的共和特色被阉除後，仅馀民事福利和刑事特权的八旗制度，虽然令统治集团内部的执政风险减低至最小，甚至因此让皇室拥有了数百万的铁杆支持者，但是，这个制度却不但深深伤害了&ldo;士大夫&rdo;，也狠狠伤害了国中绝大多数非旗籍&ldo;民众&rdo;。

由此，我们似可明白：为什么清朝覆亡时&ldo;殉国&rdo;的人数那么少，堪称史上少见；为什么辛亥革命时，&ldo;叛军&rdo;就凭着根本不足燎原的星星之火也能颠覆政权；为什么民国成立，喊一声剪辫子，全国民众踊跃响应，似乎一夜之间便完全忘记了三十年前对&ldo;长毛&rdo;的鄙视。

由此上溯，我们更可以明白：为什么道光政局的特点是&ldo;万马齐喑&rdo;；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丧权辱国的幾乎全是八旗子弟；为什么道光末一个小县城的暴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掀起那么大的波澜；为什么同治中兴的名臣名将幾乎清一色都是非旗籍；为什么甲午海战後，旗籍势力卷土重来，甫一动作，便陷于亡国境地。

盛世之衰

衰世耶

龚自珍是个酷评家。

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他写了二十幾篇酷评，称《乙丙之际着（塾）议》，第九篇讨论治世与衰世，出语冷峭，堪称其中最酷者。

其首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