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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善用文学的巧猾手腕,可举下述为例。
当一省政府正欲着手鸦片公卖,它想出极端巧妙的四字句口号,叫做“寓禁于征”
。
现在吾们发现只有这条标语才能顺利推行这个政策,没有别的可生同等效力。
当中国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洛阳,发现另一口号,叫做“长期抗战”
。
四川省有几位军阀仁兄,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竟异想天开,发明“懒税”
,此种捐税乃课于一般懒惰不肯种植鸦片的农民。
后来四川省又发明了一种新税叫做“利益税”
,这就是一种特税,加于许多捐税之上,而其原来的税额本已三十倍于正常田赋。
这种捐税欲在人民与兵士之间产生一种好意,盖将此税支付给兵士,则欠饷的兵士不致再劳自己动手以谋经济出路了。
这就是为什么吾们谈论间常笑外国人之头脑简单。
此等文学上的妖孽,只有在一个信仰伪妄的文学标准的民族才会发现,而实际上即为初级小学中用差误方法教授作文的结果。
现代中国人,鉴于这种文学悲剧的演出,他们只有二个办法,而于此二者之间择一而从。
第一,他们可以依从历来传统的文学观念而柔顺地把它当作美文学,美文学固无需乎与事实相连系——事实为著作所欲传达者——并需辨别言外之意而读之,否则他必须要求字面与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个新的文学标准,须用一种语言更能表达一人的生活与思想者。
换言之,他应把那些冗长宣言的流行视为源于文学的恶行,而非政治根性的恶行。
但是他同时必须信仰除非这种的文学恶行根本肃清,则政治恶行亦将继续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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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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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发动了。
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具。
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
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体文,主张使用简明之体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
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是更遥远的返于周代的文学形式。
这在观点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
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
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竟相模仿。
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说:“现代的人,应该用现代语言写作。”
这个主张,垂示给吾人一个健全的历史眼光。
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两位兄弟。
袁氏胆敢将通常社会惯用语,甚至土谚俗语写入他的文章。
而有一时期,他的作风曾成为盛行的文学时,尚拥有相当信徒,自成一派,世称公安派(公安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
他首先主张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缚。
他又说,写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写来。
他又主张个性独立的文体,坚信文学只为性灵之表观,性灵不应加以压迫。
但日常语与俗谚的使用马上给正统派作者怒目而视,施以苛酷的批评。
而结果,袁中郎所收的报酬是在文学史中一束轻视的头衔;如“轻佻琐细”
、“粗俗不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