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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1页）

自序

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写在《李娃》前面

历史与小说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

但历史所着重的是事实，小说所着重的是情感。

记不得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

对历史学者来说，这话未免过分，不过由这两句话中所显示的强烈的对比，的确可以看出历史与小说在本质上的差异与作为上的冲突——这是我所深切体验过的。

投身于历史的领域中，如果不谈义理，只讲考据，几乎纯然属于一种科学的研究。

考据只是发掘事实，阐明事实，重怀疑，更重证据。

而小说需要编造“事实”

，即所谓“故事的构想”

，这是小说作者最起码的一项本领。

这个故事在客观的现实中是不是可能发生，不值得太注意；要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能使读者相信在过去、现在或未来中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因此，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在我们的思维上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实际与空想、谨慎与放纵；只能求一，不可得兼。

所谓“大胆的假设”

，虽为想象的放纵，但此假设不是凭空的假设，仍需摸索到一点可能性，才有假设出现；同时在“大胆的假设”

之后，紧接着的是“小心的求证”

，复归于实际与谨慎。

而小说不需要求证，小说作者基于生活体验而致全力于假设，一个个不同的假设出现在脑中，经过冲突、修正、发酵、融合而成为完整的故事，所谓“以意为之”

，在小说作者是当然之事，而对历史学者来说，就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

，但我一直对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并曾以虔敬的心情，徒步去朝拜历史的殿堂；虽不幸半途而废，而如村夫愚妇，朝山进香，在一步一拜的艰难行程中，至少已让我深深体会到已窥奥妙的历史学者的成就，是如何的得来不易，以及朝拜途中，迷失于云山雾罩的人，却自以为见到了缥缈仙山，归来以后，大谈其三千朱阙、十二碧城，是如何的自欺欺人得可笑。

我无法去追求历史兴趣的满足，是由于我无法舍弃小说的写作。

在我着迷于曹雪芹身世考证的时期，对于小说的构想，变得异常低能。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

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

小说写作是我的志业，既然与考据工作发生了冲突，那么我唯一所能做的事，便是从故纸堆中钻了出来。

不过，放弃历史的研究，并不等于失却历史的兴趣。

桓温、唐太宗、刘仁轨、范仲淹、戚继光、清世宗、胡林翼、喻培伦，等等，常会出现在我的脑中。

因此，我一直想尝试着写一写历史小说。

这是一种想兼得鱼与熊掌的奢望。

这个念头起了已不止一年，我也曾找过许多题材，而终于废然罢手，唯一的症结，仍在历史与小说的性质的基本冲突上面。

历史必须求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而小说作者对人物的处理，具有完全的自由，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

真人真事，通过小说的技巧，剪裁增删，必非绝对的真。

我敢断言，即使是自传体的小说，像《儒林外史》《红楼梦》，与吴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

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我无法找到两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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