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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书鸿：《回忆和悼念》，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沫若即使在各项工作都层层压来，有时自己都不知如何分身是好的情况下，也没放弃点滴可以利用的时间来从事学术著述。

他自己明白，年岁大了，缺少年青时那股激情与劲头，因此写白话诗常常只是为了应时应景，确实&ldo;诗多，好的少&rdo;。

现在每当真正激动时，他往往以旧诗词的形式来渲泄感情，似乎这更得心应手。

这期间他自认能留给后代的有用的东西，恐怕还数他的历史、考古的著作。

他不希望将一些夹杂着谬误结论的论著去贻误后代，对于自己已经认识到的问题，每每检讨了又检讨。

为此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出版的、作为《十批判书》的补充的《奴隶制时代》，就把他原来定的中国奴隶社会的上下限时间作了修正，将下限由原来的东西周之交，改定为春秋与战国之交。

一九五二年八月由人民出版社影印重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同年《金文丛考》也重印了，沫若借写《重印弁言》的机会，表述自己当年研究、考释的目的，并以此奉告自己的同行们：&ldo;旧东西也是有它的麻醉性的，愈深入便越易沉沦。

&rdo;1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新版序言》中，又一次检讨了过去&ldo;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rdo;。

他还由自己的错误谈到：&ldo;做学问必须多求实物的根据，审慎从事，而且也必须多向朋友请教，以资反复商讨。

&rdo;2正因为沫若这种谦虚、谨慎、肯承认自己错误的诚恳态度，更使他获得了同行们的尊敬与爱戴。

同时他也始终以自己和同时代人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而引以为自豪，在这方面他并不是一位谦谦君子。

早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国史学会成立的大会上，沫若便已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问题上，都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而且以后还一再鼓励大家，在历史资料的占有方面要超过历史学权威陈寅恪，要求史学研究者能从更高的阶段上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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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文丛考&iddot;重印弁言》

2《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附录，见《沫若文集》第14卷。

五十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东京机场，突然在一夜间增添了不少色彩。

虽然中日两个国家之间还没有正式建交，但自唐朝以来，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日本人民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深深歉意，由此而爆发出来的友谊之花把机场点缀得如同春天一般，到处有鲜艳的五星红旗，到处有捧着花束的欢迎人群。

率领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的沫若刚跨出机舱，就感到一股暖流直奔他而来。

十八年前他隐姓埋名，为了躲避警察和刑士的监视，千方百计地离开这块浸透了法西斯毒汁的土地。

十八年后，他确实又十分急切地向往重新回到这块对他来说是十分熟悉又亲切的土地，如今他已是一个新生的、欣欣向荣的国家的代表，人生沧海的变化就是如此巨大!不管是握着在国际会议上早已熟悉了的日本友人的手，还是面对陌生记者的闪光灯，沫若都不止一次地声称：&ldo;中日两国人民特别需要和平相处。

&rdo;

沫若下榻于帝国饭店。

十二月四日晚，日中文化研究所所长菊地三郎来访，感谢沫若于去年年底将旅日时代的文献资料全部惠赠给该所，计各种书籍一三八六册，殷墟出土的甲骨九十六片，此外还有沫若的墨迹、青铜胸像和他珍藏的唐代越州青瓷壶等。

为此，菊地想筹建&ldo;沫若文库&rdo;，沫若却对他说：&ldo;菊地君，我们把计划扩大到整个亚洲怎么样?&rdo;后来日中文化研究所采纳了沫若的意见，建立了亚非图书馆，其中的中国室内特辟了&ldo;沫若文库&rdo;，将沫若赠送的物品都陈列在这里。

往昔与日本普通人民结下的友情，深深激励着沫若，不论是参观东京大学抑或与日本科学家座谈，他心中总在惦念当年的老邻居们，热切盼望着故地重游与他们欢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