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三百年中，均田制的确缓和了地主阶级和贫农们的矛盾，也给农民们带来了一段好日子。

这个“好日子”

当然和我们现代化的农耕生活水平相差甚远，在那个年代，能够全家吃饱，就已经是盛世下能达到的较好的的图景。

这是受到生产力的制约。

小农纯手工种植的效率难免有低效率的弊端，就算是放到现代，万千亩田的大农庄是一种效果，承包一百亩的小承包商也很有赚头，但是不可忽视小农手工种植在农村依然有很多。

和千百年前相比，这些小农种植者们在新时代，至少能够脱贫奔小康。

而在封建社会中，吃饱饭，有地种，这就是他们最朴素、最真诚的心愿。

均田制一直维持到了中唐时期，有学者认为即便是贞观之治这样名声浩大的盛世开端，农民的生活，也不过是勉强果腹，国富富不到民，盛世之名，名不副实。

也有一定的道理吧，不过对比起前隋后晚唐，贞观的民本思想已经算是相当优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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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立刻在“民本”

二字上做了重重的标注——这是天幕钦定的核心要义，等自己上任了是要考的！

现在的李世民，和当年那个，十七岁，只擅长领兵打仗的少年人不一样了，为了日后的大业，他早早设立了文学馆，招揽门生，自己也对治国理政的著作多有研习，在日复一日向幕僚们请教的时光中，他已能独立对天幕提供的思路方向产生发散思考。

他将心中冒出的新策在心底一一记录下，准备回到秦王府后再和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一一商讨。

既然知晓了大唐腐坏的根源，在他手中至少要稳住后人行进的方向。

【再之后的藩镇割据问题，其实也一样根源于土地问题。

藩镇豪强能够霸道一方，依靠的是手底下的兵，那么这群兵是从哪里来的呢，又为什么愿以追随他们呢。

德宗统治年间，朝廷的使者洪经纶来到河北，听说当地节度使田悦拥兵七万，下令让他“停兵四万，令归田亩”

，以此想要削弱田悦的力量。

问题来了，田呢？

这四万兵为什么要来当兵？是当兵的日子很舒坦吗？中原人对土地的热爱是爱之深沉的，能让他们出来为这些军阀卖命，那就说明他们没有田了，只能通过出卖自身劳力与性命的方式，为一家老小换来吃的穿的。

田悦对四万兵的话也验证此推测：“尔等久在军戎，各有父母妻子，既为使者所罢，如何得衣食自资？”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田悦的兵是重新回来继续当兵了，还有的被“消兵”

政策强制退伍后，直接占山为盗。

无一不印证来藩镇的军队来源，都是些因土地兼并失去了自己的几亩地，只能流浪无业的亡命之徒。

他们的出现并非是某一个节度使振臂一呼，就蜂拥围聚，而是那些被朝廷放弃，失去家园的子民们。

他们无路可选，要么被加倍压榨，成为地主佃农，要么参加军队，出卖生命，要么占山为王，起兵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