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上看，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贸易的主要形式是“朝贡贸易”

，实行“厚往薄来”

的政策。

在与海外各国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廷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荣耀，而不是获得丰厚利润。

这种“厚往薄来”

的贸易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必然难以持续，最终导致国库亏空。

史称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

。

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却耗费巨大。

这种完全违反商业规则的“朝贡贸易”

，贸易规模越大，明王朝的负担就越重，最多时有十六国使臣一千二百余人同时来朝，成为“旷古未有”

的盛事。

不堪重负之下，朝廷甚至不得不以限制次数和人数来减少某些国家的朝贡贸易。

郑和下西洋船队庞大，官兵众多，每次出使都要馈赠西洋各国许多珍贵礼物。

西洋朝贡使者来华，明朝廷也要大量赏赐，价值远超其朝贡物品。

西洋各国的贡品都免费提供给皇室、贵族享用，而没有进入商业轨道，没有任何收益。

对于下西洋的船舶，明人罗懋登说，“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

。

史学家黄仁宇推算，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所花费白银约在600万两以上，而明中叶朝廷每年国库收入仅300余万两，下西洋花费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各地造船支出的费用。

据计算，每艘宝船造价000至6000两，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远航各类船舶有20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银子数十万两。

船队在海外每到一处，不是“开读赏赐”

，就是“赏赐宣谕”

。

“赏赐”

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偿馈赠给国王、王室成员以及大小首领的；另一类是对西洋国王“贡献”

物品的“回赐”

，而“回赐”

之物往往在贡物本身价值的十倍以上。

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导致国库日益空虚，明朝纸币宝钞不断贬值。

洪武八年（137）发行大明宝钞，其后虽也有贬值现象，但尚不严重。

自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政府大量印发钞票以填补所需费用，结果至郑和去世的宣德八年（1433），大明宝钞贬值近330倍，形同废纸。

民间拒用宝钞，专以金银、实物作交易，官府只好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