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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2页）

法西斯分子的领袖没有试图制止暴行，反而在他们的统治区鼓励残暴的镇压和迫害行为。

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恐怖行为是官方政策的一种工具。

他们有系统地计划并实施恐怖行动，不仅在其军事政府统治下的布尔戈斯、巴达霍斯、塞维尔和其他城市施行骇人的集体处决，还不断疯狂轰炸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其他在共和政府掌控下的平民中心。

那些可怕的轰炸往往是由德国飞机或意大利飞机执行，成千上万无辜的男女老幼因此丧命。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飞机轰炸，毕加索运用象征手法在他那幅名画《格尔尼卡》中表现出轰炸的情景。

而且这预示着世人将在二战中再次悲惨地面对轰炸，它们是纳粹“恐怖政策”

的表现。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个音乐家。

然而，说到西班牙内战，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一件简单的事实，当时对我而言再清楚不过。

那些试图以武力推翻一个由普选产生合法政府的人要为这场战争负责，由于阴谋起初未能得逞，他们便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助。

我想，这个问题如今已无须争辩。

当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费了一番功夫去解释西班牙内战的意义。

但我得说，当时我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意义并无困惑。

那时我坚信，哪个政府应该存在，应该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而非由军事叛变者的枪弹来决定，如今我仍旧这样想。

对我而言，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是原则问题。

在良知上，我怎么可能不这么做？

我拥有的武器一向就只有我的大提琴和指挥棒。

内战期间，我竭尽所能地用它们来支持我信奉的理想——自由与民主的理想。

我成为援救西班牙民主音乐家协会的荣誉主席，该协会在美国成立，成员包括谢尔盖·库赛维茨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曲家维吉尔·汤姆森、小提琴家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和乐评家奥林·唐斯。

我四处旅行，在欧洲、南美洲、日本举办慈善音乐会，为筹措食物、衣物和药品募款。

到国外去，我的心情并不轻松，我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家乡，与同胞共担可怕的苦难。

加索和其他人坚持认为我在国外能给国家更多的帮助。

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是想保护我，我跟他们争辩，但他们说服了我。

我在国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怀着锥心的痛苦。

我在报上读到那些蹂躏国家的战役，陷入烽火之中的市镇，遭到围困的城市里的饥饿儿童。

在演奏之时，我知道炸弹正被投放。

夜里我无法入睡。

当我跟别人说话时，我常常觉得说话的仿佛是另外一个人，我并不在场。

音乐会结束后我会在街道上踽踽独行，心情沉痛。

我定期返回西班牙，每一次我都能看见饱受战争摧残后令人心痛的可怕痕迹。

巴塞罗那大片地区成为废墟，到处都是建筑物的残骸。

大批难民拥进城里，食物极为短缺。

我在医院、剧院，以及收容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机构举办了音乐会。

儿童的处境最为凄惨，令人不忍目睹。

成千上万的孩童无家可归，成为孤儿，另有成千上万的孩童在无止尽的空袭中受伤、死亡。

光是巴塞罗那，就遭受了几百次大型轰炸。

有一次，接连三天不曾中断，法西斯分子的飞机每隔三小时就来轰炸这座城市。

当时巴塞罗那人民连一架能用来自卫的飞机都没有！

而且也没有真正的防空洞，根本无处躲避那些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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