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检票员向厕所走去，她看见天赐跟上来了。

天赐在后面用一种饱满的声音叫她，姑姑，姑姑！

女检票员就回头，有点厌烦地看着天赐，她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缠人，我告诉你多少遍了，我不是你姑姑，我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是我亲姑姑，但你算是我的姑姑。

天赐不依不饶地跟着她，他说，我不影响你工作，你只要告诉我，毕刚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

我知道你是她抱养的孩子。

女检票员嘴边流露出一丝鄙夷的笑意，她说，你要知道，你跟毕刚没有关系，毕刚和她早就离婚了，你和她现在跟我们毕家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要关系。

天赐说，姑姑求你了，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只要知道他在哪里。

求求你告诉我，我来了三次了，难道你是铁石心肠吗？

你别以为找到他对你有什么好处。

女检票员最后松口了，她在一张废车票上飞快地写了一个地址，气冲冲地扔给天赐，她说，我实话告诉你，他脑子不好，他刚从精神病院里出来。

我不知道天赐为什么要拉我一起去塔镇。

那天我母亲让我去女裁fèng家拿她的裤子，女裁fèng不在家，我看见天赐站在窗口发呆。

我问他，你在发什么呆？他忸捏了一会儿，就把那张废车票拿出来给我看了，他向我描述塔镇的那座宋代砖塔是多么值得一看，他让我陪他一起去，我一时糊涂，就答应他了。

在开往塔镇的区间车上，天赐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他把他寻找毕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可不领这份情，我说，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费这么大的劲去找个疯子，我看你脑子也有病。

大赐就狡辩说，他不是疯子，脑子有病不等于就是疯子！

毕刚其实不是住在那座有名的砖塔下面。

我到了那儿才发现上了天赐的当，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所中学的校办农场里，农场里倒是种满了黄瓜西红柿，摘下来就能吃，但上当的心情是很恶劣的，弄得我毫无胃口，我骂骂咧咧地跟着天赐向黄瓜地边的小屋走，听见从小屋里传来了收音机播送国际时事的声音，播音员正在说黎巴嫩、穆斯林、游击队什么的。

我觉得天赐急促的脚步突然放慢了，可以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临近小屋窗口时，他居然喘起粗气来，他还说，你走在前面，我跟在你后面。

我们从窗口看见了毕刚的小屋，屋子是临时搭砌起来的，一部分墙壁用旧报纸糊住了，还有的墙壁干脆露出了杂乱的颜色各异的砖头和水泥。

屋子里有床、锅灶和一张桌子，一个瘦弱的穿破汗衫的男人坐在那张桌子前，他在听收音机，他一直面对着窗口，我确信他看见了我们，但他就是没有一丝反应，好像我们不是人而是两根树枝。

我听见天赐还在喘粗气，他还用胳膊捅我，意思是让我先说，我想又不是我要来找他，让我说个狗屁啊，所以我就把他推到前面来，我说，不是找到了吗？你要干什么，快说啊。

可天赐僵硬地伏在窗台上，就是一个屁也放不出来。

我急眼了，说，你在这儿犯傻好了，我去看塔了。

就在这时候里面的毕刚说话了，他说，不要去看塔，怎么看它就是个塔，你们应该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听听今天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又开战了，我问你们，你们站在谁的一边？

天赐有点发愣，紧接着他就松弛了，自作聪明地嚷道，当然站在黎巴嫩一边！

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