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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2页）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同叶飞同志到淮南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开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研究了发展东南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相可能抽调的力量，同时研究了坚持苏中的有关问题。

中央批淮了华中局的部署，由我先率领第七团、特务一团、特务四团三个团七千余人及由中央、华中局、苏中区党委分别调集的各类干部三百余人首批南下，会合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发展苏浙敌后。

当时有消息说，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拟抢先解决中国问题，甚至准备在中国大陆进行长期战备，即所谓放弃三岛，与英美决战于大陆。

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对日战争时间可能延长，因而我们对发展的部署也作了较长期的打算。

华中局曾考虑尔后由谭震林、叶飞同志相继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必要时甚至再组织后续南下梯队。

当时谭震林同志正在津浦路西淮南地区指挥反&ldo;扫荡&rdo;而未能参加研究，后来又因情况变化而未南下。

对南进的实际准备工作在严格保密下早就在分头进行了。

十二月五日，成立了实际上是南下司令部的的练兵司令部，以第一师参谋长刘先胜为司令，具体组织部队行动。

在这之前，予定南下的各部队已分别在三仓、曹甸等地集中整训了两个多月，开展军事大练兵，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整顿了组织，补充了兵员和武器弹药，补发了服装和全新的皮子弹袋，做到齐装满员。

为了适应南方山地作战，我们早就秘密地从上海采购到一批无fèng钢管。

并就地将主要零件加工好，远到苏中装配成小口径的迫击炮，因而在南下的每连装备了三门自制的52毫米小炮，营成立了装备有自制73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机炮连，团则组成了有洋造82追击炮的炮兵连。

与此同时，我们翻印了浙江省五万分之一地图，还派人到上海等地采购了医药用品和通讯器材，并准备了大量法币和一些金银以便必要时在新区使用。

经过练兵和政治动员，战士们个个身强体壮，斗志昂扬，随时准备去执行战斗任务。

部队从苏中南下，要通过长江、京沪铁路（今沪宁线）、大运河以及京杭国道（今宁杭公路）等敌人的封锁线。

我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也是风险最大的一关，是大部队偷渡敌人严密封锁的长江天险。

苏南沿江地区有南京、上海两大城市和若干中小城市，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交通便利，是日伪心腹之地，驻有重兵。

敌寇对长江封锁很严，舰艇在江中昼夜巡弋，沿江据点林立，警威严密。

敌寇又严令所有船只白天凭条出港，晚上进港封存，各种船只为敌寇统制不易征集。

时值冬季，长江水位低落形成宽阔的泥滩，除了码头，车船既不能靠岸，人马又难于徒涉。

全国解放前我带着部队四次渡越长江，这是第二次。

四次过江都是战略行动，但具体情况各不相同。

第一次是为了打开苏北局面，一九四○年陈毅同志于六月二十九日先带一个警卫班从苏南北渡后，我于七月八日率江南指挥部及第二团、新六团渡江北上，渡江人员约二千，易于隐蔽机动。

第三次是我苏浙部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北上，贯彻执行&ldo;向北发展，向南防御&rdo;方针，当时日寇已投降不敢进行阻拦，国民党军队虽有阻拦，但由于忙于接管宁沪杭城市难于抽出大量兵力堵截，我以一个纵队断后，实际上只以一个支队掩护，数万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日夜兼渡（浙东部队北上是走另一条路线）。

第四次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实施战略追击彻底打倒蒋家王朝，百万雄师过大江，是在我军绝对优势下的强渡，举世瞩目。

而这第二次过江是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在同一时间内一举偷渡，难度很大却又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如有失误，不仅造成损失而且暴露战略意图，后果严重，所以必须绝对保密和精心计划组织。

在接到中央九月指示后，渡江的准备工作，就在部队和地方、江北和江南有计划地展开了。

镇江、仪征、扬中、江都、泰兴等沿江地段是我新四军历来联系大江南北的战略通道，两岸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根据地也较为巩固，这是保证我们顺利接江的最有利的条件。

由于这次渡江人数多，所以分成东西两路。

东路由刘先胜、陶勇、阮英平等同志率特一团、特四团和机关后勤，从江都大桥地区渡江，经丹（阳）北、句（容）北南下，在扬州曹王寺地区集中后又分戍两路，一路经余家坂登木船过夹江再到对岸。

另一路经嘶马到三江营乘商轮直达对岸龟山。

特四团因受船只限制延至次晚截借了另一商轮随后跟进。

部队过江后分别从日伪新丰据点中及陵口附近通过运河和铁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到丹阳西南的延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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