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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rdo;再问治道，回答是&ldo;安内为先&rdo;。

而司马光所能提供的治国忠告只有&ldo;官人、信赏、必罚&rdo;六个字，也似乎有点空泛。

对朝廷旧臣，神宗未免失望。

实际上，宋朝积贫积弱由来已久。

所谓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治平二年（1065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

而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数量不断攀升的冗官和冗兵。

宋朝为达到权力分散的目的，官僚机构牵制重叠，&ldo;事即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rdo;，冗官不可避免，仅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就比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的官员数增加一倍。

而军队的增加更是触目惊心，治平年间的兵额竟是太祖开国之初的53倍，军队开支竟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所谓积弱，是指宋代不断扩大的军队，却在与辽、夏冲突中一再处于劣势，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实在令宋人气短。

在农业社会的土地问题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到仁宗后期，大官富姓占田无限，这种土地兼并趋势与天灾人祸相结合，迫使大批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跌破贫困生存线。

不仅如此，兼并大量土地的官绅形势户还凭借特权逃避税役负担，据治平年间统计，全国土地中，&ldo;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rdo;。

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仁宗中期起，铤而走险的农民与士兵&ldo;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rdo;。

庆历新政时就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因新政夭折而延宕了下来。

其后，表面危机似乎因宋夏议和而缓解掩盖，但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

自庆历、嘉祐以来，当世名士&ldo;常患法之不变&rdo;，李觏、张方平、文彦博、韩琦，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等，一大批有识之士要求变革的呼声从未中断过。

就说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他在度知判官任上，曾试探性地向仁宗上了一封万言书。

这是宋代一篇大文章，据南宋吕祖谦说：&ldo;安石变法之蕴，已略见于此书&rdo;，可惜这份变法的蓝图和纲领当时未引起仁宗的青睐。

安石见不用他的政治主张，一直不愿入京任职。

对此有三种说法：一说他是沽名钓誉，以期博得更高的声誉和职位；一说他对当时奔竞之风不满；一说他是把地方官作为一种历练，以期积累经验实现更大的抱负。

究竟何说为是，很难断定，但他却因此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以至朝野无不认为王安石这样才高学富、难进易退的人才，不做执政太委屈了他。

天下之论都以为&ldo;介甫（王安石字）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rdo;，大有&ldo;安石不起，奈苍生何&rdo;的企盼。

神宗对王安石之名，早就如雷贯耳，即位之初就召他进京，但安石仍称病不至。

神宗询问宰执，宰相曾公亮力荐王安石有&ldo;辅相之材&rdo;（一说其意在于排挤另一个宰相，即三朝重臣韩琦），但参知政事吴奎认为王安石是一个临事迂阔、文过饰非的人。

韩维建议，任用安石不能操之过急。

神宗便命王安石改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五个月后，征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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