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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2页）

按照儒家礼制，帝王由旁支入承大统，就应该以先皇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为考妣；秦汉以来那些推尊其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是见讥于当时、非议于后世的。

于是，朝臣们很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

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理由是&ldo;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rdo;。

这派以台谏官为主体，有司马光、贾黯、吕诲、吕大防、范纯仁、傅尧俞等，还包括不少礼官和侍从等朝臣，例如翰林学士王珪、判太常寺范镇、知制诰韩维、权三司使吕公弼等，声势相当浩大。

另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理由是&ldo;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rdo;。

这一派都是宰执大臣，有韩琦、欧阳修、曾公亮、赵槩等，中书大权在握。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不亦乐乎。

台谏制度经真宗一朝的完善，台谏官敢言直谏的元气经仁宗一朝的涵育，正进入沛然浩荡的时期。

宰执坚持皇考说，激怒了于礼于理都略占上风的台谏官。

台谏官本来就有监督制约相权的职能，他们认为宰执固执皇考说就是&ldo;臣权太盛、邪议干正&rdo;。

不过，台谏官对大臣的弹劾最终还需有皇帝的支持，而在濮议中英宗与宰执们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

于是，权御史中丞贾黯被解职出京，知谏院司马光被免去谏职担任侍读，明眼人谁都知道这是在削弱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的力量。

到这年十月，在朝的台谏官只剩下三人。

次年正月，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联合御史范纯仁和吕大防联合上疏，参劾全体宰执，说他们&ldo;拒塞正论，挟邪罔上&rdo;，接下去的话也意气用事了，&ldo;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rdo;，即便不砍头，也应该判刑。

到这地步，英宗不得不表态。

诏书虽没有接受称濮王为&ldo;皇&rdo;，但仍称其为&ldo;亲&rdo;，并把濮王坟莹称为陵园，实际上还是将生父与仁宗并列。

吕诲等见论列弹奏不被采纳，交还了御史敕告，集体辞职，还放出话来，声称与称皇考派&ldo;理不两立&rdo;。

英宗召来了宰执，问他们如何平息这场风波，欧阳修也逼着英宗作出选择：&ldo;留御史，还是留我们，唯听圣旨。

&rdo;英宗的天平在私心的摇摆下倾向了宰执，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师。

出使契丹刚回朝的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瞻和赵鼎得知濮议结局如此，也不再上朝，在家&ldo;待罪&rdo;。

所谓待罪，是台谏官行使其正当言事权的最后一举，是宋代台谏官言事不屈从于君权的制度保证。

傅尧俞还拒绝了侍御史知杂事的新任命，他们都要求与吕诲等同进退。

英宗只得把傅尧俞等三人也贬为州郡长吏。

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都贬黜出朝，京城传开了&ldo;绝市无台官&rdo;的谚语。

濮议在君权与相权的联手压制下收场，称皇考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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