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里走出推车的清洁工。

车轮子轰轰地碾过地毯，小伙子哼着永远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道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按键钮，电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

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有个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

门打开得特别慢，这样&ot;刷‐‐&ot;一下。

我们都不说话了：电梯门外是个昏暗迷乱的巨大场地，堆着许多年许多年的垃圾，层层叠叠的残疾课椅。

我们都没想到这幢楼会有如此的底部。

好半天我俩才想起按键钮，让电梯载我们回升。

如果时间到了请打断我。

已经过了？

你太体谅了。

好的，我一定。

差点忘记‐‐你让我记下的心里闪过的念头。

不全。

我画得很糟。

第三部分4心理医生在吗（34）

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

就是那个耳光。

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

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

比&ot;好&ot;、&ot;亲密&ot;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

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

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内地1966年到1976发生了什么，&ot;文化大革命&ot;。

前面要加上&ot;史无前例&ot;、&ot;无产阶级&ot;。

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ot;文革&ot;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

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

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

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牌楼状。

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

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

其中之一是&ot;反动作家&ot;。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