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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有三变是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第26节：第二章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5）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作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

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

在新的环境里，他

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ot;内圣&ot;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ot;内圣&ot;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他还发挥了儒家的&ot;外王&ot;之道，主张经世致用。

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

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

他提出要&ot;纯用重典&ot;，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

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

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

在他看来，儒家的&ot;中庸&ot;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

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

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

在心头。

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采，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

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

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

民国的何贻馄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

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

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

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

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

1857年2月奔丧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

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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