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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讲求质量，讲求效益。

在吸收外商投资时，切不可片面地追求协议数量，而要特别重视合资项目可行性的研究，以避免合同数量多、项目质量不高，甚至出现由于条件不具备而导致低效益情况的发生。

一定要根据偿还能力和国内资金、物资配套能力情况，使合资项目规模适当，结构合理，从而大力提高外商投资在使用上的综合经济效益。

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时，同样要考虑自己的掌握，使用、产品销售出路等条件，以避免片面追求它的先进性，而影响先进技术设备充分发挥作用。

还要在作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和我国的优势，积极发展具有竞争力、见效快、效益高的出口产品和产业，大力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合理安排出口商品结构，多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以争取出口贸易较快地、持续地增长，使对外开放确实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五，重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也注意外国的智力的引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上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为了进一步扩大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的途径，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利用外国的智力，把外国人请来参加我国的重点建设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办教育，搞技术改造。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有关引进智力的决定。

这些年来，我国引进智力的形式越来越多，方法也越来越灵活。

主要的，一是聘请外国知名学者和专家任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技术顾问；二是聘请外国专家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如长江三峡工程、大亚湾核电站等的可行性研究；三是聘请外国企业家担任某些企业的厂长，传授科学的管理经验；四是由外国人单独举办或中外双方共同举办技术和管理培训中心、短期培训班等，为中国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五是召开有关经济、科技、法律、教育等各种专题的国际讨论会，请各国专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体制献计献策；六是中外专家合作进行科技和经济方面的某些重大课题的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与引进技术、引进设备相辅相成，加强了中外的交往，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

第六，依据情况的变化，调整具体政策。

我国的对外开放如前所述，已经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边城镇‐‐沿江中心城市‐‐内陆广大地区的多层次地区格局。

在开放初期，采取这种分层次给予某些地区一些优惠的政策，有利于使他们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

吸收外资，这已收到一定的效果。

但因此也带来了各地区间竞争条件不平等，出现先开放地区的企业利用特殊优惠条件，跨区高价抢购出口资源，争夺原材料，倒卖进口商品以及走私、套汇、漏税等弊病，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扩大了沿海部分地区和内地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而在同一地区内，在利用外资和进口贸易上，往往采取不同产业平均对待的政策，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对这种情况，中央及时作了研究，并逐步淡化按地区差别待遇的倾斜政策，改变为不同产业的倾斜政策，以保证各地区间的平等竞争条件，消除弊端，引导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保证对外开放健康发展。

第七，在深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加强对外经贸工作的长期战略规划和宏观管理工作。

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地方和部门的自主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必要的。

但是，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由此产生的地方、部门、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和分散割据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倾向。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应当由国家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在有关对外经济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