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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3页）

单熊业本人作为冶矿公司总厂的仪表工人，工作时间是倒班制，于1998年正式下岗，后以开“面的”

为生，2005年其父母因年迈相继过世，去年9月中旬，其本人也因睾丸癌去世。

此人早前曾进入过某排查小组的视线，但并未被纳入重点调查对象，究其缘由是当时获取的信息不够详尽，且其本人部分背景信息与侧写范围出入较大——在韩印的侧写中，凶手出生在人民路周边，并且一直生活在此区域，但该嫌疑人实际上于1963年便离开冶矿市赴外省求学了，且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并娶妻生子，直至妻子病故才于1988年年初调回冶矿工作，与父母同住在供电局家属楼。

其实，如果该组侦查员对犯罪侧写多些了解的话，早前是不应该忽略此人的。

一方面，犯罪侧写作为侦查的辅助手段，并不完全严谨，它的功效必须结合现实情境；另一方面，该组办案人员也应该想想，嫌疑人妻子的病故以及他调回冶矿的时间点，与首起凶案发生的时间如此接近，二者会不会就是他作案的刺激性诱因呢？

韩印偶然接触到以上信息并深究下去，再次走访了嫌疑人的一些老邻居，这些人反映说：曾经在聊天中，从嫌疑人父亲口中得知，嫌疑人由于一向喜欢男孩，又因民族身份属少数民族，符合二胎生育政策，故妻子在人过中年后又为他生了个儿子，但因是高龄产妇，产后身体虚弱难调，再加上当时正处在叛逆期的女儿经常逃学，难以管教，遂操劳成疾染上重病，不治而亡。

时年女儿18岁，儿子不到两周岁。

由此佐证了侧写中指出的有关凶手的作案根源，以及对他女儿的相关推测。

嫌疑人背景信息如此吻合，接下来似乎就很简单了。

因为其已去世，无法直接采集有效dna检材，那么用他儿女的dna与早前在案发现场获取的dna做比对，或者用他子女提供带有其指纹的遗物做比对，便可以完全确认他的凶手身份了。

事实上，案件走向远没有韩印想象的那般顺利。

通过回迁登记处登记的信息，刘队联系到嫌疑人单熊业的儿子单华明和女儿单迎春，并将他们请到队里来。

可姐弟二人还未等刘队把话说完，便异口同声断然回绝了警方的协助请求，尤其是已步入中年的姐姐，反应更为坚决和激烈，她甚至丝毫不理会刘队晓之以理的劝解，硬是拉着弟弟离开了刑警队。

不过设身处地想想，倒也能理解姐弟俩的反应，过了这么多年，谁愿意去证实自己已去世的父亲，就是这座城市最暴戾的色情杀人狂呢？！

既然子女的思想工作暂时做不通，又鉴于单熊业在本地已无任何亲戚，那就只能试着从他本人身上想办法。

通过多方打探，刘队了解到单熊业患癌之后入住冶矿市第二人民医院，便和韩印第一时间赶去医院，冀望医院能保留当时治疗化验的标本。

在冶矿市第二人民医院，他们顺利找到了单熊业的病历，上面记录的血型与凶手是匹配的，这极大地增强了韩印的信心，可是医院方面表示他当时住院检查的标本早已被处理掉，无法进一步提供dna检材。

两人还不死心，要求见一下单熊业的主治医师，想问一下他有无保留单熊业曾经接触过的物品，但见面之后又是徒劳一场。

不过，让刘队感到意外的是，他与这个主治医师竟然打过交道，他叫赵亮，是整个系列案件首个被害人赵琳的弟弟。

医院一行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也并非毫无收获，赵亮的意外现身，似乎真的如他的名字一般，为案件照亮了新的方向——赵亮既是受害人的弟弟，又是重点嫌疑人的主治医师，与侵害和受害两方都有接触和交集，所以刘队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单熊业真的是前八起案件的凶手，那赵亮会不会是后三起案件的凶手呢？”

韩印在侧写中确实指出过，前后非同一凶手作案，两人可能有着某种交集。

这个赵亮突如其来地冒出来，身份的确相当敏感，但韩印想象不出他有何种作案动机。

当然，对于刘队提出的对其全面调查一番的建议，他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可这世界上的事情总是瞬息万变，刚刚还让人万分棘手的事，可能马上就变得再简单不过了；或者刚刚还觉得捡到了一个宝贝，转瞬就变得一文不值。

在两人从医院返程的半路上，刘队接到队里来的电话，说是单熊业的儿子单华明出人意料地主动来到刑警队，表示愿意配合dna检测。

这可真是峰回路转，两人禁不住好一阵兴奋。

案件难道就此柳暗花明了吗？非也，两人愉快的心情还没保持多久，就又来了个大反转。

几个小时之后，dna检测比对完毕，结果显示：单华明与凶手并非父子关系，这即表明他父亲单熊业与前面八起案件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如此一来，与单熊业有交集的赵亮也就失去调查的价值了！

千辛万苦锁定的重点嫌疑人，最终却被排除，兴师动众耗时一个多月的排查行动，到头来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是遵循侧写继续排查下去，还是及时终止行动另寻侦查方向？面对来自外界和内部上上下下的压力，刘队很清楚自己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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