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程子门下，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每日危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以为我不畏死，人欲去尽，天理自然流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

像他们这样的“去人欲，存天理”

，明明是“去怵惕，存恻隐”

。

试思：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怵惕既无，恻隐何有？我身既无，孺子何有？我既不畏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无妨，见孺子入井，哪里会有恻隐？

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

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怵惕”

的工作。

门人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

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苻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

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

孟子曰：“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撄冠而救之可也。”

吕原明的从者、张魏公的兵士，岂非同室之人？他们这种举动，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必流于残忍。

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苦，是其明证。

程子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议论。

故戴东原曰：宋儒以理杀人。

有人问道：怵惕心不除去，遇着大患临头，我只有个畏死之心，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我说：这却不然，在孟子是有办法的，他的方法，只是集义二字，平日专用集义的工夫，见之真，守之笃，一旦身临大事，义之所在，自然会奋不顾身的做去。

所以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平日集义，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完全全的，并不像宋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阶，把那种畏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

孟子不动心，宋儒亦不动心。

孟子之不动心，从积极的集义得来；宋儒之不动心，从消极的去欲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

孟子的学说：以我字为出发点，所讲的爱亲敬兄和怵惕恻隐，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

其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吾者我也，其者我也，处处不脱我字，孟子因为重视我字，才有“民为贵君为轻”

的说法，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的说法。

程子倡“去人欲”

的学说，专作剥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说法。

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是孟子业已判决了的定案。

韩昌黎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