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却不能超脱。

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

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

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

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

即便被打成&ldo;右派&rdo;、&ldo;反革命&rdo;，开除党籍，他也要大声宣布：&ldo;我是共产党员！

&rdo;

因此，&ldo;娜拉走后怎样&rdo;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

这就是顾准常常&ldo;忍不住&rdo;的根本原因。

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然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ldo;现实问题&rdo;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

钱钟书&ldo;真的知道人一&lso;两足无毛动物&rso;一一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rdo;（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待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

顾准却相反。

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

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

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

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ldo;经验主义&rdo;；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

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

所谓&ldo;乐观主义&rdo;，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

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

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钱钟书确实是活得比较轻松潇洒的。

就连做学问，也看不出有丝毫吃力的地方。

骆玉明教授说陈寅恪的学问总是用力很重甚至是固执的，钱钟书的学问则显得&ldo;通脱而活泼&rdo;。

但要想学问做得&ldo;通脱活泼&rdo;，首先得为人&ldo;通脱活泼&rdo;才行。

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人。

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中我们得知，钱钟书是既聪明绝世又痴顽透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