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无声胜有声。

元化叔叔对我说：&ldo;我当时真的很惊讶，不是你父亲跟我说这话，我说不定就给主席写信了。

这会惹出多大的事情来啊，怎么再敢往下想？&rdo;

我默不作声看着元化叔叔。

那是夜晚的时候，他跟我说完了这件事情。

已经是过去四十年以后的一个夜晚，已经是可以开口跟我这样下一辈的人谈论了。

但是，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寒气，一阵阵的惧怕。

父亲被人从背后推进地狱，却什么都不敢说。

只是默默地向元化叔叔伸了一下食指，仅仅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一旦被人告密，同样是可以制人于死地的。

难怪连元化叔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爸爸的思想什么时候走得那么远，什么时候学会了怀疑？夜晚，我多想冲出屋子去大喊一声，几乎是要吼叫。

真的是精力过剩，没有一点控制力，我感到害怕。

在这个世界，我们因为地域、时间的关系，学会了逆来顺受。

但是隐隐地发现，依然是不能接受这一份虐待，这一份折磨。

但是我们还是被陷害了。

一九六三年妈妈去厦门大学看望父亲。

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习惯在这种暗示和窥视中说话。

遇上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是最安静的时刻。

日子也是这样，爸爸在河南农学院的时候，越来越不爱说话，在那里他甚至都没有交任何一个朋友。

&ldo;文革&rdo;的烟火味在渐渐地弥漫开来，父亲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底的时候，他把最后一稿《战争与人民》用工整的毛笔小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誊抄了一遍，然后用布包上，挂号寄到上海，让母亲为他保存。

这简直像在做一次人生的诀别，连母亲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书几乎象征着父亲的生命。

她什么都没有跟我们说，只是对晓岑，家里唯一的男孩作了一点交代。

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剩下的书信和一些与文字有关的东西，被造反派抄去烧毁了。

为了《战争与人民》，妈妈被上海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抓走了。

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日，妈妈出去以后，就没有回来。

已经是深夜了，还是没有得到母亲的任何消息。

我和小梅、小兰都不敢猜测，也不敢到上海译制片厂去打听，实在是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她明明是大早出门的，当时什么都没有说。

不该会有什么事情吧？我们互相看着，谁也不说话，因为一开口，似乎就会把厄运带来。

突然，门开了，晓岑被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屋子。

造反派站了满满一屋子，只有晓岑一个人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

我们愣在那里，就那么张望着。

戴学庐走来向我们宣布：&ldo;叛徒朱微明从今天开始，接受革命群众的隔离审查。

她已经交代出一部分的反革命罪行，其中就有，她把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反党小说《战争与人民》让彭晓岑窝赃起来的罪行。

我们已经发现了新问题，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