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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英杰，这个今天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表达了忏悔之意，他说：“首先我对受害人及家扬表示忏悔，我知道现在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本来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摆摊来改变我的生活。”

一位城管被剌身亡后，城管队员的保护装备开始升级，配备起了？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强光手电筒等。

同时还请来了武警教官，教授城管队员如何徒手夺刀，对城管队员进行了包括如何解脱被抓衣领、抓头发、锁喉、抱腰的实际动作的培训。

为什么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

和今天的小商小贩在面对没收其财物时，发出的生存反应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我想，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会引发不同的生存反应。

如果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文革是一个单纯的时代，今天则是一个纷乱复杂的时代。

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代表文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文革就是这样一个黑白分明的时代，敌人永远是错误的，我们永远是正确的。

没有人胆敢试探地说：敌人也可能会有正确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错误时候。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又可以代表今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这句话颠覆了毛泽东的社会价值观，似乎指出了一个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事实：错误的和正确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而旦也常常存在于相互变化之中。

这句话同时也终止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

于是中国从毛泽东政治挂帅的单色时代来到了邓小平经济至上的杂色时代。

文革时期我们经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草和苗已经成为了同一种植物。

有时候，一个词汇的含义从单纯走向复杂，也会折射出社会的变迁。

“差距”

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汇。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没有明显的社会差距，可是我们每

天都在讲差距，用一种空洞的方式讲述着空洞的差距。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是与雷锋这些先进人物相对照。

“学先进，找差距。”

是当时的流行语，我们每天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说着“差距”

一词，陈词滥调如同车轮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

从我们小学到高中的作文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一遍一遍重复写道，如何在雷锋精神指引下缩小思想差距，帮助邻居老太太到井里去提水上来。

高二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实在忍不住了，手指敲打着堆在讲台上的作文簿，开导我们：

“你们已经为邻居老太太提了十年井水了，为什么不换一个例子？替邻居老大爷上街买米。”

三十多年后，我们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差距，当然已经不再是空洞的思想差距，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差距了。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

巨大的社会差距必然带来过激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行为。

当年我们用砖块击打那个年轻农民时，他始终没有用拳头反击，，而今天一个杂城管队员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仅仅是忠于职守，按照规章没收摊贩的三轮板车和物品，却被摊贩用刀剌死。

这是为什么？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当“差距”

一词从狭义走向广义，从空洞变成真实之后，也表达了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广泛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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