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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诗人对于韩愈的追怀，相对来说更复杂也更有趣。

与文丞相形象的一以贯之不同，先贤韩愈之进入丘氏视野，有一变化的过程。

几乎是天意，诗人一踏上潮汕大地，便与唐人韩愈发生联系:&ldo;关吏钓鳌疑海客，舟人驱鳄说文公&rdo;（《潮州舟次》）。

第二年，在《谒潮州韩文公祠》中，诗人之突出&ldo;孤臣去国&rdo;、&ldo;逐客呼天&rdo;，自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

至于对韩愈的表彰，集中在谏迎佛骨和驱除鳄鱼，再就是笼统的&ldo;千秋道学重开统，八代文章始起衰&rdo;。

直到第三年出任韩山书院主讲，深切体会&ldo;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rdo;，对韩愈在潮州的功绩，方才有了全新的理解，表彰的重点，也因而从&ldo;驱鳄&rdo;转为&ldo;讲学&rdo;。

就在这首《韩山书院新栽小松》中，还有一联很能表白作者此时的心境:&ldo;何须定作三公梦，且养贞心共岁寒。

&rdo;此时的诗人，似乎已立志放弃仕途，而专心于教书育人。

诗人志向的确立与韩愈形象的转化，二者互为因果。

第二年，丘氏撰《韩祠歌同夏季平作》，在表彰韩愈&ldo;止阅八月教泽长&rdo;时，特别感慨其&ldo;先立学校登秀良，余事更为游山忙&rdo;。

此后，诗人以兴办教育为己任，追求&ldo;今日树人兼树木，早兴地利起人才&rdo;（《去岁往长乐劝学，今闻学堂开学，喜而有作》）。

以壮怀激烈的&ldo;孤忠&rdo;心境，来从事因&ldo;平实&rdo;而显得波澜不兴的&ldo;教化&rdo;事业，其实并不容易。

除了自家&ldo;烈士意识&rdo;的成功转化，还必须给世人一个合理的解释。

依据丘琮的追记，丘逢甲曾感慨抗日保台时民智未开，&ldo;其政制有足多者，惜人民仍乏教育&rdo;，故其创建台湾民主国的努力只能归于失败。

正是有感于此，丘氏&ldo;内渡后锐意于兴学启民智&rdo;[14]。

不管是否自觉意识到，这种振振有辞的辩解本身，反而显示立说者某种程度的&ldo;心虚&rdo;以及时论的巨大压力。

对于内渡的前抗日首领之将精神专注于并非可以马上收效的教育事业，&ldo;胸有大志&rdo;者很可能不以为然。

目前无法确认将&ldo;内渡后锐意于兴学启民智&rdo;这一选择与保台失败的教训直接挂钩，到底是父亲的原意呢，还是儿子的发挥。

但有一点，这段被广泛征引的名言，无意中淡化了丘逢甲对于教育事业的强烈兴趣。

丘氏办学的冲动，并非始于内渡。

当初进士及第，即无意仕途，告假还乡。

回台后又谢绝了唐景崧从政的盛情邀请，毅然以讲学育才为自家职责。

综观丘氏一生，有过若干&ldo;虚职&rdo;，却没有得到过稍微像样一点的&ldo;实缺&rdo;。

不是没有可能当官，而是不愿意，这在同时代的读书人中，确实少见。

此种温厚且淡泊的性情，决定了丘逢甲本质上是个&ldo;书生&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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