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美丽国以日本天皇无权的判断，来免除了日本裕仁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

而日本裕仁天皇是不是在战争中“没有发言权”

，是不是与“日本政府政治上的决定”

无关，战前日本的“皇权”

是不是像美丽国认为的只有象征意义，就显得特别关键了。

其实，如果把目光看向战争之前的日本，就不能不说所谓的“天皇无权”

的判断是十分勉强的。

这主要是美丽国没有考虑到皇权的特点，因为，美丽国本身是一个没有帝王史的国家，美丽国总统的权力就是一个“总百官，治万事”

的“相权”

，以“相权”

的标准来看皇权的话，自然就有了相当的不同。

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前，日本裕仁天皇可不是战后所说的那样的所谓虚君，第一点是日本的明治宪法第一章第四条明确规定“日本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

而在日本的明治宪法中的第一章第五至第十七条中，明确的说明了这些“统治权”

包括议会、法律、官员、军队、对外宣战和议和、对内戒严、特赦和减刑等等，都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

第二点是，日本裕仁天皇对这些权力不只是像有些日本学者所说的仅仅是签名画押，虽然日本裕仁天皇不是说对所有的事情都发言，但是，日本裕仁天皇确实拥有最高的发言权。

第三点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实际上对战争的进展是高度关注的，也参与了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

所以，在战争前和战争进行的时候，日本裕仁天皇的作用是不是只是象征，本来从日本的制度和史实上其实都不难证明这一点，但有一点确实有证明的困难，那就是如何来证明日本裕仁天皇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自己的主动，而不是盟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上将所认为的日本裕仁天皇在所有事情上都是机械的应对，这一点从日本的制度和公私文献上确实是难以证实的。

然而，直到日本裕仁天皇去世之后，出版了曾任日本天皇宫内省“御用挂”

的寺崎英成记录的称作《昭和天皇独白录》的谈话文稿，书中记录的谈话文稿是在尘封了数十年后，才由寺崎英的女儿等家人送交，在《昭和天皇独白录》的记录中，日本裕仁天皇自己对属近的谈话其实就可以作证日本裕仁天皇并不是无权或者是没有参与战争的，这也是辩无可辩、最为有力的证据。

因为，根本《昭和天皇独白录》中的记载，日本裕仁天皇在“沪上事件”

，也就是第一次淞沪战役一节中，有关停战的问题中，日本裕仁天皇说：“在沪上能够将战斗地域控制在那样的程度，防止事件扩大，是白川义则大将的功劳，三月停战，不是由于奉敕命令，而是我特别命令白川不要扩大事件。”

这里日本裕仁天皇所说的不是“奉敕命令”

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依军令部门拟旨画押，这里可见天皇不仅不必等待”

辅弼者进言”

，不必“依法行事”

，而且可以超越制度，事实上也超越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