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工作。

他讲述，我们记录整理。

不久，&ldo;四人帮&rdo;被粉碎了。

他欢欣鼓舞，积极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斗争中。

他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

我也把希望寄托在待他工作稍稍轻松，身体进一步康复的时候。

虽然讲述和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者，但进展很慢。

不料，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他突发脑溢血。

我悔恨欲绝，责备自己未能抓紧时间请他多谈一些。

两个月后，他的病情竟然得到稳定和好转。

我小心翼冀地试探他的记忆和思考力，发现他的记忆力衰退了，但分析、思考能力仍知既住。

一天，我问他，还想完成那本回忆录吗？他说：&ldo;当然想的&rdo;。

再如过去那样由他作系统的回忆和讲述是不可能了。

我在保护他的健康的情况下，以闲谈的方式向他提问。

每次，他都能简明扼要地答复我。

少数时间，他精神好时，还能就某一战役作比较系统的回忆和讲述。

就这样，我们一点一滴地继续积累了若干材料。

在他重病之后，由组织上指派帮助整理材料的几位同志陆续回到其他工作岗位。

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

但我想只要能把他的回忆材料留下来，将来总可以再想办法整理出来的。

不幸接踵而来。

数月后，他又发作脑血栓，此后便反复发作。

他的语言、思维逐渐地迟钝了。

但在每次病情好转后，我仍不放弃一点一滴地问问他。

有一次、对一个重要问题，必需听取他的观点，我几天内多次向他提问，希望他谈一谈。

不料，他每次都默默地望着我而不答言。

我心急如焚，悔恨交加，掉转头泪如两下。

我说得这项工作实在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再进行，对病人来说就大残忍了。

几天后，他忽然力我说：你不要着急，你问我的问题我心里是明白的，只是我现在表达能力很差，慢馒地我会讲给你听的。

就这样，我们又坚持工作了下去。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