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到七军团时，王明&ldo;左&rdo;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是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

军团政委肖劲光同志抵制错误，被撤了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ldo;左&rdo;倾冒险主义的政委。

还有一些好同志被无端地撤换了。

我则被这位政委扣上了&ldo;反政治委员制度&rdo;的帽子，长时期地受到限制和监视。

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

我们在闽赣边执行牵制任务时，阻击了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

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

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ldo;好，好，好！

&rdo;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

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ldo;站住！

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

回来！

回来！

&rdo;我们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有说的。

但他却从此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弯、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

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骂：&ldo;妈那个x，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rdo;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竞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

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ldo;左&rdo;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

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七月七日，当我离开瑞金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第五次反&ldo;围剿&rdo;已进行了九个多月，败局已定。

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

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

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

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ldo;会剿&rdo;、反&ldo;进剿&rdo;、反&ldo;围剿&rdo;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的革命先烈。

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第五章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ldo;左&rdo;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ldo;围剿&rdo;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

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十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

十一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

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二千八百多公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

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ldo;左&rdo;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感怀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