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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日本人的气质与文化个性，使周氏兄弟共同看到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弱点。

两者的反差之大，令人不禁感慨良多。

鲁迅曾和内山完造说过：&ldo;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rdo;，&ldo;这病叫做&lso;马马虎虎病&rso;。

这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就是日本人的&lso;认真&rso;。

我们不妨排斥全日本，但必须要买到这种药。

这回病好了，我就要来提这件事。

&rdo;[12]中国人许多致命的弱点，是旧文化与专制的结果，这种文化与专制政体，使人丧失了创造的机能，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内驱力。

而鲁迅从日本人那里，却看到了其朝气蓬勃的一面，日本敢于摄取域外文明的手段，在鲁迅看来，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学习他人，恐很难站立起来。

周作人也看到了这一点。

他觉得，日本所以能很快从东方文化的锁国状态中进入&ldo;近代文明&rdo;，其国民性的优点有一定的作用。

他于《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说：&ldo;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

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

……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rdo;有了人情，不被太多的历史重负所压，便会有生命的活力。

在周作人看来，人情味浓，是一个民族团结向上的基础。

日本人善于模仿，敢于和封闭决裂，实为中国的典范。

中华民族太多的虚伪，太多的涂饰，于是便造就着一批又一批无人情、而又丧失创造力的愚民。

所以他叹道：&ldo;我是爱日本的，我重复地说。

但我也爱中国，因为这是命运指定给我居住的地方，日本的生活大半是我所喜欢的，山紫水明的风景亦时见于梦寐，但我愿住在这混乱可怕的、荒凉可怕的北京，愿俟黄河之清似的等我们自己把它整理起来，变成可以住的地方，将就地住着。

别人整理好的地方我们看了确是可爱，不过不愿逍遥安住，虽然时时见之梦寐。

只可惜中国人太不长进，太多无耻的正人君子，弄得中国渐像猪圈，使我们不得不切齿于这些不肖子孙，诅咒这混沌的中国。

有所爱便不能无所恨。

真是爱中国者自然诅咒中国，正如真爱日本的中国人也非彻底的排日派不可。

&rdo;[13]

似乎鲁迅也和友人谈及过此点，说他喜欢日本人的某种气质。

但翻一翻他的书信，和晚年的文化兴趣，日本对他并不具有吸引力。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实际上，他从心灵深处，对日本国民的气质，有着一种警觉，认为日本人的个性中亦有许多非文明的因素，例如男女的不平等、急躁、东方式的集权等等。

当日本侵略了东三省、并在国内杀害小林多喜二这样的艺术家时，他深为痛恨，似乎也从中看到了东方人骨子里的非现代化的劣迹。

关于此点，周作人更为清楚。

站在人类文化的大视野角度上，他从骨子里喜爱日本的风俗人情，但这个民族进取过程中的残酷的一面，他又深为不满。

典型的例子是对日本的《顺天时报》的抨击，可见出他对日本人负面性格的反感。

1927年，周作人看到《顺天时报》多次造谣污辱中国人，主动站出来，斥责日本新闻界的丑行。

在《语丝》第133期发表的《擦背与贞操》中，他很不客气地批评日本人的陋习，认为故意攻击中国人的某些习性，用心卑劣，实际上，这些习性在日本也存在着。

不多看看本国情形，而专以指摘中国为快意，是不道德的，云云。

这是周作人很少有过的火气十足的文章。

在民族感的方面，至少20年代，他还是十分清醒的。

但他并不因此而拒绝接触日本优良的文化，这是他大度的一面。

鲁迅对日本人的真诚、认真的背后所隐藏的骄傲的情绪，也是有反感的。

这种傲气，其实和日本人富有人情味儿，互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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