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者也并非没有理由。

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各种政治宣传运动都已经难以起到人们所期待的作用。

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宣传运动，如&ldo;三讲&rdo;、&ldo;讲德治&rdo;和&ldo;三个代表&rdo;，等等，但都没有出现中共所期望的局面。

这些宣传运动中或多或少包含着建立中共新政治道德的意图，只不过是没有像&ldo;八荣八耻&rdo;观那样明确了然罢了。

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已经意识到重建中共新政治道德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如何来建设这样一种新政治道德。

是通过传统式道德政治，还是通过建立适应现代政治生态的制度机制来达成？

以儒家教义为核心的道德政治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历史的主题。

人们没有必要回到久远的过去，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就可以明白道德政治的弱点。

道德政治在毛时代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主导一切。

所有党政干部都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检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因素是考核干部最重要的指标。

同时，意识形态也经常成为党的高层整治党政干部的有效武器。

道德政治说起来好听，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人治政治。

何谓道德？在政治领域，道德经常演变成为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或者对领导人的忠诚政治。

领导人可以对道德进行随意的解读，个人色彩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政治道德只是高层的政治工具而已。

如果道德政治意味着主要领导干部培养下级干部官员的政治道德，约束他们的政治行为，那么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培养主要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约束他们的政治行为呢？干部的腐败是个普遍的现象，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腐败更是今天中国政治的切肤之痛。

政治道德需要制度支持

政治道德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非民主社会都是如此。

如何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中国具有数千年德治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用来说明官员应当具有的政治道德的理论。

但是除了对官员的教育外，中国并没有任何能够有效保障官员政治道德的制度机制。

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努力学习外国的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民主国家，尽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透明的政治过程，但民主的政治环境并不足以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

所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官员行为准则，并设立独立的道德或者伦理委员会，对官员的行为进行道德和伦理的评估，看他们是否触犯了既定的行为准则。

必须强调的是，道德和伦理的评估并不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倾向性，而是针对其实际行为，这样才能避免过分政治化。

官员一旦被确认触犯行为道德或者伦理，就要负起责任。

现在应当是中国建立官员政治道德的时候了。

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政治道德一方面是制度的产物，同时也应当由制度来保障。

不管什么样的道德观，一旦演变成为传统的道德政治，那么其结果不仅不能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反而会造成道德政治下的非道德政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