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乡关何处》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ldo;大器&rdo;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

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而伤心，连所有的碎片也被湖水淹没了。

区区如我，至多是一枚不知如何来到岸上的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

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只求在某种重温和反思中约略懂得自身。

已经碎了，不怕再碎，只求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

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

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正是这番意思，使本书有了现在的标题。

（一九九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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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四（《山居笔记》序）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作者：余秋雨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

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

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

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

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ldo;得失寸心知&rdo;。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

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

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

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

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ldo;唯心主义&rdo;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ldo;流放&rdo;、&ldo;小人&rdo;、&ldo;围啄&rdo;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