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特性贯穿了今年的笔会。

第一天演讲的esteer语调高昂的说：

&ot;一个诗人，身边应该随时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随时准备离弃他的&39;祖国&39;‐‐如果那个&39;祖国&39;剥夺了他言论的自由。

&ot;

诗人不可以妥协，他必须以&ot;离弃&ot;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抗议，制裁一个没有自由的祖国。

被邀演讲的苏联流亡作家vladiiraxiov对于他极权的&ot;祖国&ot;更有着&ot;汉贼不两立&ot;的愤慨。

他严厉指责西方作家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高谈人权与自由民主，一方面却又与苏联政府友好：

&ot;对这位拉丁美洲的诺贝尔奖作家，我完全无法苟同。

他竟然公开赞同苏联占据捷克与阿富汗，他竟然称波兰的工会运动为&39;法西斯&39;!

&ot;而我与那个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么好说的?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邀请，说法国是个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

好吧，可是为什么同时他却又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苏联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数了?

&ot;我跟这个英国小说家当然也是&39;道不同不相为谋&39;的。

自称为天主教徒，最近却在莫斯科公开宣称他与那个极权国家的警察头子很有私交。

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应该和一个警察头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吗?&ot;

axiov对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湾作家哪里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们自视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当极权政府转而招唤时，这些人又受宠若惊的赶去讨好。

这是理想的折价拍卖。

然而，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

照steer和axiov的原则，要与极权者划清界限，诗人应该拎起皮箱头也不回的离弃祖国，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流亡作家。

流亡作家的代价是什么?恐怕是百年的孤寂。

每年的笔会都有东欧的流亡作家与会，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个令人叹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岁。

因为写文章批评了苏联在匈牙利所设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

他拎起了皮箱、离弃了祖国。

四十年来往在美国，写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书;但他所写的、所出版的，当然是匈牙利不准进口的禁书，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

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价。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苏联这样的超强大国，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还可以争取到西方诸国的支持，对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压力。

小国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视，无法凝聚国际舆论，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读者。

对强权政府的抵抗只是个人的测验，难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与极权者划清界限也不是单纯的事。

有人认为不划清界限就是为虎作伥，却也有人认为划清界限还不如&ot;渗透颠覆&ot;，从内部去改造它比较有效。

此外，如何将极权国中的政府与人民分开，是另外一个难题。

西方各国用经济抵制的方式来制裁南非，目标当然是实施种族歧视的白人政府。

反对抵制的人说，经济抵制伤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贫困黑人老百姓!这是个投鼠忌器的难题：如何惩罚一个政府而不伤到它所控制的无辜百姓?

这个难题是今年笔会的主题之一;南韩，是主角。

今年的南韩代表团人数最多，在会场摆了一个摊子为明年在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作宣传预告。

表面上的谦虚客气遮不住他们心里的紧张。

美国、东德、瑞典及芬兰的代表准备抨击汉城会议，用来表示对全斗焕高压政府的制裁。

南韩代表的处境大概是最困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