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才42岁么？我们不是还在等待他在今后的42年里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么？如今已是&ot;人生九十古来稀&ot;的时代，怎么会只给他42年的生命呢？这事让人难以接受，这不是哭的问题。

这事，沉重得不能够哭了。

有一年王安忆去了陕北。

回来对我说：&ot;陕北真是荒凉呀，简直不能想象怎么在那儿生活。

&ot;王安忆说：&ot;可是路遥说，他今生今世是离不了那块地方的，路遥说，他走在山山川川沟沟峁峁之间，忽然看见一树盛开的桃花、杏花，就会泪流满面，确实心就要碎了。

&ot;我稍稍能够理解路遥，理解他的心是怎样碎的，我说稍稍理解他，是因为我毕竟只在那儿住了3年，而他的42年其实都没有离开那儿，我们从他的作品里理解他的心，他在用他的心写他的作品，可惜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出世，随着他的心，碎了。

这仍然不止是一个哭的问题，他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倒下去，留下了不平凡的声音，这声音流传得比42年要长久得多了，就像那块黄土地的长久，像年年都要开放的山涧的那一树繁花。

1992年12月15日于北京

黄土的儿子

王安忆

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

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ot;路条&ot;，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

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

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

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电视机前。

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

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将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再北上榆林。

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

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

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

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

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

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

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

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

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

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

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

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