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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氏家书中,其经济上的拮据可以略窥一斑。
曾氏授职翰林院检讨后,有了份固定的俸禄,可转过年来,在给祖父星冈公的家信中,已流露了危机感:&ldo;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rdo;,&ldo;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
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
家中不必系怀。
&rdo;3在给父亲的信中则云:&ldo;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有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
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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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的所在,清而不要,俸禄虽低,可前程看好。
日后一旦起用,外放为府道,内用为京卿,往往不几年即可擢至方面或京堂大员。
债权人不担心收不回钱来,自然不会逼债。
俸禄、借贷而外,京官们的额外收入尚有年节三敬,是地方官员用以拉关系,联络感情的赠银,多少取决于双方的地位与关系。
曾国藩此时乃官场新人,资望全无,所以他所寄予希望的&ldo;炭资&rdo;(即炭敬),不啻为画饼充饥。
六月,曾氏有了一项可供挹注的财源。
身为乡党的他,接手了长沙府会馆的财务。
会馆每月有大钱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而&ldo;此项例听经管人支用,俟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
&rdo;5有了这笔可以暂时挪借的钱,他的境况大有改善。
到了八月,曾国藩迁居绳匠胡同(今宣武门外菜市口胡同),居所宽敞了许多,可房租也增至月二十千(相当于十两)。
所以到了年关,他还是得借贷五十两,加上挪借会馆的六十千钱,当年还是背了八十两银子的债务。
下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光景仍不乐观。
四月,债务已增加到二百两,而九弟曾国荃返乡的数十两川资,自然要由他筹借。
冬天虽有了五十两炭敬收入,可收不抵支,饥荒越拉越大,曾国藩在年终家信中不由感叹:&ldo;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渐紧矣。
&rdo;6曾国藩这里所说的&ldo;得差&rdo;,指的是外放学差。
近人何刚德《春明梦录》中对此有一则说明: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
编检(即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
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即外放为各省学政)。
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
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