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罗素所著的《结婚与道德》，第五章讲中古时代思想的地方，有这一节话：

“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

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

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

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我记起我们东方文明的选手故辜鸿铭先生来了，他曾经礼赞过不洁，说过相仿的话，虽然我不能知道他有没有把虱子包括在内，或者特别提出来过。

但是，即是辜先生不曾有什么颂词，虱子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位置也并不低，不过这似乎只是名流的装饰，关于古圣先贤还没有文献上的证明罢了。

晋朝的王猛的名誉，一半固然在于他的经济的事业，他的捉虱子这一件事恐怕至少也要居其一半。

到了二十世纪之初，梁任公先生在横滨办《新民丛报》，那时有一位重要的撰述员，名叫扪虱谈虎客，可见这个还很时髦，无论他身上是否真有那晋朝的小动物。

洛威（r.h.lowie）博士是旧金山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近著一本很有意思的通俗书《我们是文明么》，其中有好些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

第十章讲衣服与时装，他说起十八世纪时妇人梳了很高的髻，有些矮的女子，她的下巴颏儿正在头顶到脚尖的中间。

在下文又说道：

“宫里的女官坐车时只可跪在台板上，把头伸在窗外，她们跳着舞，总怕头碰了挂灯。

重重扑粉厚厚衬垫的三角塔终于满生了虱子，很是不舒服，但西欧的时风并不就废止这种时装。

结果发明了一种象牙钩钗，拿来搔痒，算是很漂亮的。”

第二十一章讲卫生与医药，又说到“十八世纪的太太们的头上成群的养着虱子”

。

又举例说明道：

“一三九三年，一个法国著者教给他美丽的读者六个方法，治她们的丈夫的跳蚤，一五三九年出版的一本书列有奇效方，可以除灭跳蚤，虱子，虱卵，以及臭虫。”

照这样看来，不但证明“西洋也有臭虫”

，更可见贵夫人的青丝上也满生过虱子。

在中国，这自然更要普遍了，褚人获编《坚瓠集》丙集卷三有一篇须虱颂，其文曰：

“王介甫王禹玉同侍朝，见虱自介甫襦领直缘其须，上顾而笑，介甫不知也。

朝退，介甫问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从者去之。

禹玉曰，未可轻去，愿颂一言。

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

众大笑。”

我们的荆公是不修边幅的，有一个半个小虫在胡须上爬，原算不得是什么奇事，但这却令我想起别一件轶事来，据说徽宗在五国城，写信给旧臣道，“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

照常人的推想，皇帝不认识虱子，似乎在情理之中，而且这样传说，幽默与悲感混在一起，也颇有意思，但是参照上文，似乎有点不大妥帖了。

宋神宗见了虱子是认得的，到了徽宗反而退步，如果属实，可谓不克绳其祖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