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此强大盛世的元朝，为何只有百年的短暂寿命。

问题的到来，就引出了民族意识的过分保持与汉化迟滞两个答案的出现。

这就说明问题出现在元朝内部，是内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

关于内部治理的状况，很多朝代内部出现问题时，我们习惯于用&ldo;阶级矛盾尖锐&rdo;&ldo;社会危机深重&rdo;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

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元朝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

所以我们探究出了过分的民族意识与汉化的迟滞。

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民族文化差异未能更协调的发展与磨合。

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族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

所以，在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就要困难些。

这就是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

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

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蒙古族就非常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

所以对汉文化接受起来就会显得有些缓慢和迟滞。

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

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历史有它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

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

所谓&ldo;汉化&rdo;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ldo;汉化&rdo;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

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是迟滞的，特别是在蒙古帝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