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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我努力让听觉麻木，只是长时间地盯着对面被告席上的那个老年男人，不断自问：站在

佛教慈悲为怀的立场上，我在说明事实真相之后，能够原谅这个人吗?

哪怕有最后一丝可以原谅的理由，我也要抓住。

终于，我抓住了。

──我想，自从我起诉之后，海内外媒体均有报道，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欧美华文界的读者们得知基本案情后，大多认为这是最典型、最严重的诽谤案件，但在中国大陆，凡是在媒体上发言的文化人，全都支持被告。

他们完全不在乎我起诉的内容，只说&ldo;这是言论自由&rdo;、&ldo;不能让司法干涉文学批评&rdo;、&ldo;文化人不应该动辄打官司&rdo;、&ldo;名人难道不会犯错误吗&rdo;、&ldo;法律应保护弱势群体&rdo;……等等，让人不得不叹息，这片土地离&ldo;言论自由&rdo;、&ldo;文学批评&rdo;、&ldo;弱势群体&rdo;等等概念的本义确实太远了。

因此，被告只是一大群人的一个代表，而这一大群人，又代表着一段漫长的历史，代表着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力，代表着一种社会灾难的生成机制、蔓延机制和复燃机制。

这么大的空间含量和时间含量，投射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本身就有被原谅的理由。

想到这里，我随手翻了一下由法庭复印交换的双方证据。

被告拿出来的&ldo;证据&rdo;不出所料，果然主要是那个金牙齿提供的，与孙维世命案完全无涉，只证明金牙齿&ldo;清查&rdo;过我。

让我感兴趣的是，被告还把我十四年前写给他的一封回信当作&ldo;证据&rdo;交给了法院，证明他那么早就在&ldo;研究&rdo;我了，与我有过一次通信往来。

由此，我读到了自己十四年前的匆忙笔迹。

我在那封信的末尾冷冷地写道：

大文溢美之词颇多，由我荐出似有不妥，只得奉还，请谅。

这封信寄出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

读了这封自己写的信，我的心态更平和了。

你看早在十四年前，他与我之间，已经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我已经在用如此峻冽的口气教训他溢美和求荐的失当。

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继续对他进行一点教育?他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ldo;研究台港文学&rdo;，但当代优秀的台港作家几乎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

像他这样的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我很清楚。

他褒我贬我，都无关爱憎，只是一种追赶，一种试探。

他对报刊是仰望的，刚才我的律师问他证据，他回答说：&ldo;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刊都发表了我的批判文章&rdo;，这居然成了他的&ldo;证据&rdo;了，当然很可笑，但在他的内心却是一种真实。

他从报刊动向中寻得选题，为了发表，把话说得更加极端，试着投稿，正好投合了报刊追求耸人听闻的企图，果然命中。

他觉得有那么多&ldo;重要的&rdo;报刊垫底，而所有这些报刊又都是&ldo;政府的喉舌&rdo;，也就心安理得了。

对这样的人，很难认真生气。

就在这时，我发现法官的眼光转向了我，并对我说：&ldo;原告要不要对今天的庭审作最后陈述?&rdo;

最后陈述?难道今天的庭审要结束了?我向法官点了点头。

我终于开口了，先向法官说了几句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我的家庭的处境，然后把脸转向被告，想给他说说学术研究的入门规则。

但一说到&ldo;学术研究&rdo;这几个字我就噎住了，觉得在这里说这几个字，太奢侈。

那么，怎么劝说呢?我顿了顿，突然想到，不如从他的另一个极端说起。

我选了他在一本书中对我的一段过分颂扬，作为例子来分析。

他在那里写道：

余秋雨教授继出版了《戏剧审美心理学》后又开始了卷帙浩瀚的《戏剧美学》的写作，这部著作，将体现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东方戏剧文化最终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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