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装作愤世嫉俗，鄙视美国最有权势的文学圈子：政治知识界、文化狂热主义、自由主义者、女性解放阵营、激进派……他总说自己反对女性解放，甚至作为唯一的男性演讲者出席全国女性解放大会时说：“我要么跟你们斗争，要么就□□们。”

当然，这番话只得到了喝倒彩，其实他说那句话只是为了获取她们的注意力，他的内容会是支持女性解放的，只不过她们没给他说下去的机会，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就比如说他和罗莎德琳说这些，就只是为了激怒她，而不是为了阐述自身的观点。

她根本没怎么听他的话，只听了最后一句，觉得非常喜欢，没错，为了爬到那一步，她不惜杀人，能够站到社会的金字塔顶端，杀多少人都是不足惜的。

他看她表情就知道了，她不在意自己的性别，不在意自己是男还是女，她只是纯粹的把自己放在了那百分之零点一的阶层，别的什么都不在乎，女性的解放啊，男权啊，她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自己的权益，为此男人女人都不重要，然后他又说：“我完全支持平等，支持女人得到那些男人已经拥有了的，胃溃疡，心脏病和一大堆男人痛恨去做的工作，我为四个完全能够自食其力的女人付赡养费，就因为她们跟我不是平等的。”

他指他那些前妻。

她无动于衷，觉得他的论调好像跟她没什么关系似的。

有时候两个人都能意识到，他们两个，内心深处都对这样的问题不关心，奥萨诺也不过是假装愤世嫉俗而已，他内心并不存在什么恒定的观点，或者说根本没有观点，于是他们很快的，永远的抛开了关于两性的问题。

于是他们常常更深入的聊书籍，他说高尔斯华绥和托尔斯泰生逢其时，花四十页放一个屁，说一个有电视机的男人为什么要读普鲁斯特，一说到巴尔扎克，他激动起来：“那个该死的巴尔扎克！

我不服！

我不服！

谁他妈现在还读他啊？”

他说德莱塞是文盲、土著，一个九百页的大脓疮，纳博科夫是狗屎，罗莎德琳随他说，他骂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她都无动于衷，他一开始提到俄国文学，说：“俄国人和英国人，哦！

我不知道哪个更好！”

她就大为光火，和他掐起架来，说：“你懂什么屁！

俄国文学比英国文学好！

我管你什么《大卫·科波菲尔》和莎士比亚！”

他说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就是瞎写，她差点拿剪刀把他喉咙捅个对穿，他很讶异的说：“原来你还有文学良心。”

罗莎德琳说：“你倒是喜欢假装没有。”

作家聊到尽头两人都觉得疲乏，再也不聊了，他们开始更深的讨论幽深的心理，很玄妙很隐秘，旁人不会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罗莎德琳说：“19世纪初，我最窘迫，非常窘迫，那时候英国还没有邮票，邮费也非常贵，但有一些人签个字就可以免除邮费，我每回写好信，即将请他为我签字的那个时间段，我都非常窘迫，窘迫到无以复加，因为，你也明白，这是不合理的，你已经被人收养了，还去找人签字寄信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很害怕面对他的眼神，此后那种窘迫的心理一直寄存在我的心里，从未消褪过。”

奥萨诺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说，他深知越是交流，两人的联系越是紧密到可怖。

她说：“英国人我忍受不了，说话阴阳怪气，含沙射影，那一年我非常小，我问他，上将，您需要加一件法兰绒背心吗，他阴阳怪气的说，难道我在你眼里已经这么老了吗？英国人，我真不明白，一件衣服还能蕴含风湿、疼痛和年老体衰的意思。

我也不明白，何以看到一只椋鸟就尖叫，英国人，我最恨的就是英国人。”

她说的故事光怪离奇，毫无逻辑，有一天，他也感到命运的降临，可能是她的秘辛他都听得差不多了，她说：“为我写本小说吧，关于我的故事。”

他说：“不。”

她问：“为什么？”

“你可以提起笔来自己写的，就像你还能写那样。”

他也含沙射影的说。

她给他的脸来了一拳，他把她提起来从窗户口丢出去，她摔得骨头碎了，他下楼来居高临下的俯视她，她满脸是血，相当疯狂的，扭曲的笑了，这时候他意识到这个女人还是该死的美，美的令人发疯。

大部分爱情都需要温柔以待，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该这样，越是打斗，越是全身鲜血，越是疼痛，越能昭示自己的存在感。

但是他也明白两个人的联系就到此为止了，可能他和她聊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些，也许他提起笔来真能写一个超越《战争与和平》的书，像他宣称的最后一本小说那样，但是他就是拒绝了，于是他的价值只剩下那句“女人需要取代的是那些人，她们根本不知道要爬到那一步得不惜杀人才行”

。

第二天他走在街上的时候，一颗子弹像钉子砌入木头那样穿进他的后脑勺，他就那样当场毙命。

1965年，罗莎德琳将弗兰克五世锁进银行钱柜里处死，继承大笔遗产的她更受世界瞩目，比如她怎样穷奢极欲，怎样强取豪夺，怎样把核物理学家默比乌斯关在疯人院里，偷拍他发明体系的所有资料，开起一个又一个工厂，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托拉斯，20世纪最有名的话就是她站在物理学家颁奖台上时说的：“我将引导你们杀人。”

过去大家说她是法语世界的良心，但是现在大家说她是资本世界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