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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112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ldo;王安石变法&rdo;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

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具体来说，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

可是很快，弊端就呈现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ldo;政府型公司&rdo;，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上涨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

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ldo;尽收天下之货&rdo;，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道，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梁来做生意，大家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

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对王安石说：&ldo;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rdo;王安石说：&ldo;制定法律的关键是，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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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

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

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

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变法之后，&ldo;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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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还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不过他比商鞅好一些，后者杀人杀得河流变色，王安石只是把反对变法的人全部赶出京城。

司马光就被赶到了洛阳，他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写了一本《资治通鉴》。

当时舆论很开放，大臣都很放肆，司马光写书写累了，就写公开信《与王介甫书》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以后，马上写《答司马谏议书》，如礼回送。

当时朝中执政大臣有五位，大家把这五个人叫做&ldo;生老病死苦&rdo;，除了王安石是&ldo;生&rdo;的，其余四个人都没啥用。

王安石还亲自拟定科举考题，把变法思想掺进去，最夸张的是，他还把自己的像搬进孔庙，给孔夫子做&ldo;陪祀&rdo;。

由此种种可见，王安石实在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集权主义者。

变法搞了17年，到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皇太后和哲宗都很反感王安石，就尽废新法，重新启用司马光。

司马先生回来后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任命了一个叫李公择的人当户部尚书，李公择是研究小学的，对财政知识一窍不通，这好比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找了个教授来当财政部长，于是朝野哗然。

司马光解释说：&ldo;我就是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告诉大家，中央的政策变化了。

&rdo;115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儒家在经济治理上是多么无能，经典儒家从孔孟以来，在理财上一直找不到办法，翻来覆去说的都是&ldo;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rdo;。

儒家反法，反得很猛烈，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可是，一旦掌握了权力，却又提不出新颖的建设性方案，这就是中国历代经济治理的一个重大冲突点：儒家&ldo;君君臣臣&rdo;的思想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可是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却无法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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