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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不过同时，它又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姜锡东曾评价道：钞引制度之下的盐商很不自由，&ldo;宋朝官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和控制其批发、运输、销售诸环节&rdo;，从而使盐商的赢利活动和赢利比率大受限制。

110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够获得&ldo;买扑&rdo;和&ldo;钞引&rdo;的商人大多与官府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员的直系亲眷或属下，这就是所谓的权贵经济模式。

由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其一，宋代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未见的，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企业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大演进，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

其二，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ldo;标本化&rdo;，其后一千年，无非是这一&ldo;标本&rdo;的极端化和恶劣化。

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ldo;士商合流&rdo;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其后再无进步。

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千年第二回的&ldo;延和殿廷辩&rdo;

讲述至此，大家就知晓宋代的治理逻辑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需控制兵权，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

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所以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

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拉得很大，穷人很穷，富人很富;第二个是土地兼并，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

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时20岁，很年轻。

中国历代搞激进式大改革的皇帝大多是年轻人，比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还有之后的清光绪帝。

年轻人血气方刚，敢于大破大立。

宋神宗找的操盘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当时并不是主流人物。

中央有很多大儒，年高权重，暮气沉沉，都是既得利益者，朝廷又&ldo;百年未尝诛杀大臣&rdo;，故而骄纵得很。

宋神宗要打破格局，就要找一个另类、有勇气、愿意担当、敢于打破所有陋习的人，破坏所有的既得利益。

王安石正是这样的人选，他常年在地方工作，个性骄傲，胆子很大，他对宋神宗讲过一句胆大包天的话：&ldo;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rdo;这与商鞅的那句&ldo;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rdo;颇可以前后呼应。

宋神宗登基是在1068年，第二年就开始变法了。

当时，在中央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辩论，具体的地点就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

中国是&ldo;国有企业的故乡&rdo;，可是关于这一制度的利弊、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制度性的思辨，在决策层面却很少进行。

之前，在公元前81年有过一场盐铁会议，桑弘羊与众贤良脸红耳赤地大辩论过一次，一千多年后，延和殿是第二次，再下一次辩论将发生在遥远的1945年。

也就是说，&ldo;千年辩一回&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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