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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3页）

[110]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6页。

[111]《司马文正公文集?迩英奏对》：&ldo;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

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其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rdo;

[112]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王安石在当鄞县知县时予以试验，取得奇效，实施变法时便将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113]《宋史?食货志》：&ldo;后帝复言：&lso;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rso;安石谓：&lso;立法当论有害于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

&rso;&rdo;

[114]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37页。

[115]《晁氏客语》：&ldo;司马温公作相，以李公择为户部。

公择文士，少吏才，人多讶之。

公曰：&lso;方天下意朝廷急于利，举此人为户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贪吏望风掊刻之心也。

&rso;&rdo;

[116]《宋史?蔡京传》：&ldo;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

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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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6页。

[118]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7页。

[119]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8页。

[120]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页。

[12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7页。

[122]参见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123]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李国庆、欧阳少春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页。

[124]参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125]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126]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27]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128]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页。

[129]城市与人口：明清两代，中心城市的规模及人口总量从来没有超过两宋的汴京与临安，欧洲的城市发展路径恰恰相反，据罗兹曼的计算，在1500年前后，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在10万～15万之间，到1800年，巴黎人口超过58万，伦敦则达到了865万。

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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