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光绪皇帝正式颁布了&ldo;明定国是&rdo;的诏书。

第三天，徐致靖即上疏推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

几天后光绪帝又第一次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特许他专折奏事。

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命以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又命谭嗣同迅速进京，以备大用。

同时又连下两道上谕，废除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试八股，改用策论。

再接着又出现了支持越级上疏的礼部主事王照，一次革除礼部六位堂官的轰动新闻。

这期间，废除旧制、推行新政的上谕也一道接一道地下发。

正当维新运动以强有力的形式推行之时，枢垣却出现了一件极为微妙的事情。

明定国是的诏书颁布不久，新政的主要支持者、光绪帝的师傅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翁同龢，在他六十九岁生日那天，突然接到罢免一切职务立即回籍的上谕。

先一天，翁同龢还在弘德殿与皇上畅谈新政宏图，力劝皇上接受徐致靖的推荐，早日超擢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改组军机处，并考虑予袁世凯以重任，皇上都一　一点头赞同。

不料一夜之间突然发生变故，翁同龢目瞪口呆，百思不解，想面见皇上陈述，皇上拒而不见。

无奈，只得收拾行装，含泪离开京师。

此事在官场士林中影响极大。

有人说这是今科状元没点好，不该点夏同龢，&ldo;夏&rdo;者&ldo;下&rdo;也，&ldo;夏同龢&rdo;者，&ldo;下&rdo;同龢也。

但更多的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玩笑之辞，背后可能有很复杂的原因。

紧跟着慈禧太后采取了几项措施。

一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包括袁世凯新建陆军在内的北洋三军。

二是命亲信刑部尚书崇礼兼署步军统领，执掌京师警卫大权。

三是任命亲信刚毅管理健锐营，命怀塔布管理八旗官兵、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并更换了一些要害部门的都统。

这几项措施的结果是剥夺了光绪皇帝的军权。

之后，慈禧太后又规定，凡补授的文武一品和满汉侍郎，新任命的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员必须向她谢恩和陛见。

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夺去了光绪皇帝对大臣的任免权。

京师官场对这些现象议论纷纷。

杨度想起那年碧云寺中曾广钧说的帝后两党的明争暗夺，他预感到新政的前途已被浓重的阴影所覆盖。

杨度刚从科场失利的沮丧心情中解脱出来，又被政坛多变的严峻局势拖到忧郁之中。

就在这时，他和夏寿田收到了王闿运托折差带来的紧急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