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在中国影响之大，至改造了孔子哲学的本质。

孔教学者的态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谓述而不作，大抵从事于文字上的校勘和圣贤遗著之诠释。

佛教之传入，众信约当耶稣纪元第一世纪，研究佛教之风勃兴于北魏东晋之际，孔教学者受其影响，乃改变学风，自文字校勘变而从事研究易理。

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响之下，兴起数种新的孔教学派。

称为“理学”

，由于他们的传统的成见，他们的治学精神还是着重于道德问题，不过将种种新名辞像性、理、命、心、物、知，置于首要地位。

那时热心于《易经》的研究，猛然抬头;《易经》一书，乃为专事研究人事变化的学术专著;宋代理学家尤其是程氏兄弟，都经深研佛学，挟其新获得的悟性，重归于孔教。

故真理的认识，如陆九渊，即用佛学上的字义，称为“觉”

。

佛教并未改变此等学者的信仰，却改变了孔子哲学本身的要旨。

同样强大的是它所影响于著作家的力量，如苏东坡之辈，他们虽立于与理学家对抗的地位，但也颇以游戏三昧的姿态，用他们自己的轻松而爱美的笔调，玩玩佛学。

苏东坡常自号曰“居士”

，这两个字的意义为:一个孔教学者幽栖于佛学门下而非真为和尚者。

这是中国发明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容许一个佛教徒过其伉俪的生活，但茹素戒杀而已。

苏东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叫做佛印。

苏东坡与佛印二人之不同，仅在其彻悟的程度之差。

此时正当佛教在钦命保护之下发皇的时代，国家至为立官书局专事迻译佛经。

一时僧尼之众，达五十万余人。

自苏东坡称居士以后，大半由于他的文才之雄伟的影响力，许多著名学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出家为僧，则竞称居士而玩玩佛学。

每当政局紊乱或朝代更易之秋，无数文人往往削发逃禅，半为保全生命，半为对于乱世的悲观。

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提供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处，这种宗教之流行而发达，固非怪事。

一个学者出家始末的传记，常能增进吾人对于佛教流行因素之某种程度的了解。

明代陆丽京的传记，便是有价值的材料之一，此传记出自他的女儿的手笔，首尾完好，堪为珍爱。

陆丽京为明末清初之人物，年事已高，一日忽告失踪。

隔了许多岁月，曾一度重进杭州城，来治疗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儿即住居贴邻的屋子，而他竟掉首不顾，竟不欲一行探望自己的家庭。

他对于这人生的现象应有何等彻悟，才取如此行径!

你倘使读了陆丽京传记，便不难明白: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按陆丽京早年负诗名，为西冷十子之冠。

清初，庄廷史祸作，陆氏被株连入狱，提解北京，阖家锒铛就道。

庄廷以大不敬论罪，预其事者，法当诛，丽京自分无生望，行前因往诀别于宗祠，跪拜时曾默祷曰，万一侥幸得全首而南归，当削发为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