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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第1页）

在纸张和印刷术、火药和火器的普遍影响下，在航海指南针和其他海上装置的广泛使用下，欧洲人经历了文艺复兴，确切地说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的复兴：它是蒙古帝国的复兴，是欧洲人重新认识、变革蒙古帝国的遗产，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过程。

1288年5月，在会见列班扫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书信、礼物后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发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亚西西为他的方济各会建造一座主教堂。

作为第一个方济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随者，似乎想要宣布方济各会时代的来临。

他们要在这个工程中雕刻塑像，以此不仅想显示他们的优势身份地位，而且还要突出整个教派的丰功伟绩。

方济各会与到过蒙古朝廷的欧洲团体关系密切。

在这些人中间，修道士的代表有普兰诺&iddot;卡尔平尼‐‐在贵由当选为大汗时他是第一个到达蒙古的使者，还有威廉&iddot;鲁布鲁克‐‐在蒙哥汗即位典礼期间访问蒙古，他们都是方济各会成员。

欧洲艺术家从由蒙古人引进的中国、波斯艺术中借鉴题材和手法，他们也很可能是从列班扫马本人带来的礼物中借鉴的。

绘画共同来源于乔托&iddot;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们似乎是亚西西方济各会修道院的绘画系列的一部分。

虽然教堂壁画的内容有基督的一生‐‐离蒙古帝国一千多年，或圣方济各的一生‐‐时间上与蒙古时代短暂相接，但艺术家还是以蒙古人为作画的主题，或以蒙古的服饰和装束来描绘：&ldo;在壁画群中，圣方济各的生活完全被丝绸所包围‐‐无论是布置房间，或是铺饰假想的小路，几乎每个场景都有彩色华丽的纺织物。

&rdo;除了粗糙的丝绸之外，他们还描写到精美的锦缎，它们深为蒙古人所喜爱，并作为礼物赠送给教皇和国王们。

艺术家们把蒙古人置于各种基督教绘画中，突出他们与众不同的服装、头饰和大弓。

中国的素描画经过蒙古的商业活动而流行，以这种风格描绘的马，开始出现在欧洲艺术品中。

这些画面表明，欧洲人在描绘多石峭壁和树木时受到亚洲风格的巨大影响。

欧洲艺术，在整个中世纪都是平面化和线性化的，如今它成为一种混合物，既非严格意义上的欧洲风格，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亚洲风格；这种以深刻、明亮、纺织和骏马为主要特色的艺术，最终成为闻名远扬的文艺复兴艺术。

艺术家描绘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只是表现出艺术家们的一种新意识，但是在帕多瓦一幅1306年的&ldo;基督圣袍&rdo;画中，不仅礼袍是采用蒙古人的样式和布料制成的，而且其金色边纹也是用蒙古文字来描绘的，它们就是忽必烈汗钦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

在同一所教堂中还有一幅&ldo;不贞的罪恶&rdo;，画中有一个戴着遮阳帽的妇女，而这种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爱的款式。

在画中，《圣经&iddot;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们，捧着多卷展开的古书，上面的正文难以辨认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迹和衣服却是来自于忽必烈汗朝廷的，这就暗示我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蒙古帝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开始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中时，同样地，蒙古的观念也开始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哲学著作中。

蒙古观念和政策的本质集中体现在德国传教士尼古拉&iddot;库萨的作品中，他那篇写于1440年的散文《博学的无知》可能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

在君士坦丁堡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还在那里花时间处理教会事务，他后来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观念。

1453年，他撰写长篇散文《信仰的和平》，其中，他虚构出十七个民族和宗教代表人物的对话，讨论关于促进全球和平谅解的最佳途径。

作者对蒙古宗教思想体系的认识绝不是表面上的，他引用鞑靼代表形容自己民族的话，那位代表说自己的民族是&ldo;一群数量众多而性格纯朴的人民，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对其他人举行的各种礼拜仪式感到吃惊，尽管那些人与他们崇拜同一个上帝。

他们嘲笑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犹太教徒去除邪念时所采用的习俗：有些人在额头标上印记，有些人则接受洗礼&rdo;。

作者也记录下蒙古人对基督教祭祀仪式和神学的疑惑，特别是&ldo;在各种各样的祭品中，有很多基督教的祭品，包括信徒提供的面包和酒，基督徒说这是基督的肉体和鲜血。

在供奉之后他们饮食了这些祭品，这种行径似乎令人憎恶，因为他们吞吃了他们所崇拜的圣物&rdo;。

在辩论中，虚构的鞑靼人准确重复了蒙哥汗对法国使者所说的话‐‐这是他在谴责世界各宗教之间有害的敌对行为时所说的：&ldo;遵守上帝的戒律是正确的。

但是犹太人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摩西的戒律，阿拉伯人说他们有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基督徒说有耶稣的戒律，这里也许还有尊崇各自先知的其他民族，他们也声称手中捧着上帝的训令，如此一来，我们怎样才能达成和谐一致呢？&rdo;蒙古人回答说，真正的宗教和谐，只有在国家权力之下，通过包容所有宗教才能实现。

蒙古的来访使者如列班扫马，给欧洲人提供远方异地蒙古人的极不相同的观点。

欧洲人不再感到蒙古人的威胁，他们开始把成吉思汗的帝国看成是另外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世界，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并存。

尽管作家们用&ldo;穆斯林&rdo;来表示欧洲人所轻视的一切事物，但他们却用美好世界‐‐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浪漫形象去充实蒙古人的传说。

杰弗里&iddot;乔叟曾在法国和意大利各地奔走，处理外交事务，他比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具有更为开阔的世界眼光，1390年左右，他最清晰地描述蒙古人的伟大形象，在第一本英文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他写了一篇最长的浪漫传奇故事，讲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及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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