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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苏俄使馆里的李大钊被捕了。
后来,他被判处死刑。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4‐365页)
事发之前,李大钊已经得知将要出事的信息,本来是可以避开的。
章士钊回忆说:
当张作霖为大元帅时,受帝国主义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馆,对守常不利。
杨皙子先从汪伯唐所得此讯,急走告吾,吾谓吾妻:窃恐守常不肯趋避。
已而果然。
盖共产党之萃集俄使馆者约百三十馀人,守常闻讯,遣去百许,独二十馀人坚守不动。
或曰欲走而未及走也。
然恶耗酝酿,亘四五日,欲走则径走耳,无来不及理,守常及同辈二十馀人执意成仁,于斯益可信。
此时吾曾为守常事晤杨邻葛,反复讨议甚久,以邻葛之悍,亦为之浩叹不置,并恨其无法相救,其时帝国主义之惨毒,盖可知也。
(章士钊《我所知道的守常》,见《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页)
章士钊说他同杨宇霆(邻葛)&ldo;讨议甚久&rdo;,以表示他为营救的事出过力。
对此,梁漱溟另有一种说法:
我记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
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
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消息,原来他家属大小均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的,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遇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得幸免者。
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
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
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
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
(梁漱溟《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485页)
杨度透露将有搜查俄使馆的事,这话后来白坚武也听说了。
他在日记中说:&ldo;李子衡之少君李兆瑞来谒,叙故友李守常在京俄使馆之轶事,闻被捕之先一日,杨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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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四)(2)
这时白坚武自己也在困顿之中,但是总还是尽力设法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
日记中有:&ldo;年来学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产死,张适吾又以被俘病死,余皆恤其遗孤,以表畴昔故旧之谊。
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
&rdo;&ldo;李守常夫人来函告贫乏,余现日生活困难,未能兼顾,前者接济之二百元已属勉输,现实无能为力。
他日略有转机仍当尽力接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