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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也就是说，如果给国家交一石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二千文钱就行了。

但是官府却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八千、十千至十八千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三倍至八倍不等。

当时就有人说：&ldo;江南必反于漕。

&rdo;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

所以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ldo;中兴名臣&rdo;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推动减轻百姓负担的问题。

同治元年，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参照湖南、湖北的做法，开始了本省的减负改革。

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间（收地丁银一两，或收银一两二三钱至六七钱，或收钱一二百文至二千一二百文不等）。

漕米则收一石米，要加收二三斗至五六或七八斗不等。

如果改收银两，则每石米收银二三两至四五两不等。

曾国藩与沈葆桢商量之后，决定自同治元年起，将田赋附加税率定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银一两一钱，实收库平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改收二两白银。

据布政使李桓估计，改革之后，每年可为老百姓减负一百多万两：&ldo;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复可为民间节省银一百万余两，为军饷共筹银三十余万两。

&rdo;

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ldo;陋规&rdo;。

江西和其他省一样，&ldo;至于馈赠陋规，到任者则有上司各衙门之供应、门包，年例则有本管知府之节寿、月礼。

收漕则有粮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绅士之陋规与大漕馆、干修等名目。

此外尚有一切随时零星馈赠之款&rdo;，&ldo;皆百余年之积弊，习为固然者也&rdo;。

曾国藩与沈葆桢&ldo;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rdo;。

由于是首次尝试，曾国藩后来发现，江西的减税改革搞得过于激进了。

如此大规模地降低附加税后，各州县收入顿减，许多地方行政开支没有着落。

&ldo;1863年6月，曾国藩在描述江西局势时说：&lso;州县之入款顿绌，而出款则不少减。

牧令深以为不便，而绅民于大减之后仍尔催征不前。

&rso;1863年期间湘军军费增加，此事使曾国藩越加后悔不该把江西省田赋税率定得偏低。

&rdo;改革的不良后果使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ldo;陋规&rdo;存在的部分合理性。

同治二年五月，江苏大部已经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

鉴于江西经验，江苏的陋规裁革力度没有江西的大，对于原有的陋规，有的裁革，更多的则予以保留。

&ldo;只期只敷办公，不准逾额浮收。

&rdo;改革之后，江苏的漕粮负担只减去了百分之二十七。

这个幅度远较江西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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