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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2页）

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

比如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者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

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

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端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

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

至于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好虑行此法。

虽然孙中山在那时已详细论述了自己的三大主义，但当时还并未出现&ldo;三民主义&rdo;这一词汇。

据冯自由回忆，当年12月，香港中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时任中国日报社长的冯自由感觉在广告上登载&ldo;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rdo;一语太过冗长，于是简称&ldo;三民主义&rdo;代之。

第二年，中国日报在悼念陈天华的大会上，冯自由在挽联中写&ldo;誓覆满酋政府，实践三民&rdo;。

但当时这个词语还曾一度遭到胡汉民的讥笑，认为冯自由用此简称并不恰当，&ldo;往往以此为谈柄&rdo;。

然而随着孙中山的认可，&ldo;三民主义&rdo;由此确立。

&ldo;三民主义&rdo;和&ldo;五权宪法&rdo;构成了孙中山完整的思想体系。

它们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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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醴陵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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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秋，中国中部闹灾荒，而湖南和江西交界的萍乡、醴陵、浏阳等地特别严重。

9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和蔡绍南按总部指示回到湖南，和长沙的同盟会会员魏宗铨一道发动萍乡、醴陵、浏阳一带的洪江会党，以&ldo;灭满兴汉&rdo;为号召组织起义。

10月初，萍乡起义的风声被当地清政府官员知悉，开始采取行动，突袭麻石机关，缉拿捕杀会党头目。

12月4日，在会员意见不统一、思想准备尚未完全的情况下，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发动起义，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90里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湖南军先锋队，发布了《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发布了《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

浏阳的会党、萍乡的矿工、醴陵的兵勇都一呼百应，起义军达到三万多人，震惊了长江南北。

这次起义是会员而并非孙中山发起的。

起义后，刘道一曾密电东京，但被湖北电信局扣压。

12日，在日本的革命同志从日本报纸上获知起义消息后，纷纷要求回国。

12月13日，清政府电令张之洞、端方、岑春煊合力围攻起义军，在清军重兵镇压下，轰轰烈烈的萍浏醴大起义，经过半个月的奋战，以失败告终。

起义领导人刘道一、魏宗铨等都先后被杀害。

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及时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次年1月，他还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邀请他去中国参加武装起义；而在国内，被震惊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之洞、袁世凯等上奏朝廷，&ldo;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rdo;。

1907年2月13日，清廷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驱除孙中山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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