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有待于政治改革和非纳粹化的现存社会结构在实际上的继续保持，除了说明在有可能就四大国的共同政策取得一致之前，必须填乎鸿沟之外，还出现了东西德之间的另一基本差别。

的确，逐步形成这样一项政策的前景一开始就是很渺茫的，虽然从彼此的利害关系来看，作此尝试是正确的。

温斯顿&iddot;丘吉尔爵士等人已经提供了再清楚不过的记录，说明在战争期间团结的利益显得更为突出的时候，在一起工作尚且是多么困难。

不单单是对权力和国家安全的必要考虑使得当时的情况大抵如此；一旦共同的危险消失之时，战胜国都要去追求各自不同的目的了。

思想观念在环境中扎根之深以及各种环境所必然具有的差异之大，造成各国看法上不可避免的差距。

用互相忍让、互相谅解来弥合这种差距，不仅需要对此情况有所认识（从承认差距的存在开始），而且需要具有善良的愿望。

然而，在俄国人方面，正是这种寻求谅解的愿望，似乎被共产主义教义的原则所排斥掉了。

这种教义不仅宣传它的信条是绝对真理，而且教导其信徒们只能按照集体的自身利益、物质力量和争取统治的斗争去考虑问题，只要有一点肤浅的马列主义知识就可以看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密切合作是不大可能的，虽然由四国组成的政府就是一种将其效率寄托于这种合作的实验。

只要有一点肤浅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看出，不管怎样，就英国人来看，俄国通常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同盟合作，不如说是威胁恫吓。

事实上实行四国共同政策的企图，在执行这一政策的德国行政机构建立之前就早已破灭了。

德国问题的整个性质也随之改变了。

当各占领国开始执行各自不同的政策时，占领区边界就有了它们本来并不具有的政治意义。

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是表面上的，很快就消除了，而实际代表两个互相260竞争的社会制度并受两大敌对集团战略利益支配的东西方之间的分歧，则是最难处理的。

何况，这个根本性的划分把一个国家分成两部分，而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比任何别的国家吏为民族团结的观念所迷住。

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一个民族所能泰然处之的，德国人更是万万不能。

它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政策永远起着鼓励作用：它直接助长战争而不利于和平。

它还雪上加霜，丧失领土给俄国和波兰，对此，德国人无论如何是不会听凭摆布的。

产生巨大灾难的内在可能性之大，足以说明为什么政治家们愿意作出巨大的牺牲以期避免旧事重演。

然而，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话，那么西方盟国至少可以放手逐步制订一项和他们平时的政治态度更为一致的对德政策。

再也没有必要去采取一种强硬的方针，以消除俄国人的猜疑了。

这倒不是占领德国的英美人乐意得出这一结论。

他们似乎不愿承认四国合作的实验已告结束，并且暂时保持这样的态度，不论德国人是否喜欢，凡是被认为对他们有益的就给予他们。

但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没有把德国当作一个经济单位对待，加上波茨坦解决办法所依据的不现实的考虑，使得这一解决办法成为西方的绝对责任。

当人们清楚地看到，执行工业水平计划使得英美人面临这样一种抉择：究竟是眼看德国挨饿呢，还是向俄国输送赔偿物资呢？他们认识到这个重担是英国不能无限期承担下来的，而美国则不准备承担。

必须使西德做到自给自足，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允许西德人民管理自己的经济，而且要向他们提供一种生活可以过得去的前景以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