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占区，一个协调的民事行政机关于1946年1月在科布伦茨开始行使职权。

但是，由于法国当局在中央集权问题上的观点依然如故，这个机关从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是不足为怪的。

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协调工作都由法国人自己去完成。

1946年10月4日和5日，英占区和美占区十一个德国州政府的首脑根据他们自己的倡议，在不来梅举行会议。

在苏占区和法占区的对等人物也受到邀请，但在最后一刻，前者送来了托辞，后者派来了观察员。

会上一致同章，要求盟国管制委员会为全德国建立一个州际委员会和一个议会的时机已经到来。

会议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为进行各种贸易交流开放占领区边界，以此作为恢复工商业的第一步。

这两项决议对于贯彻他们所提出的政策时将会遇到的实际困难均未多加考虑，因此除在公众中产生一些影响外，结果是一无所获。

为了消除在非纳粹化标准和程序问题上的分歧，还建立了一个由每个州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盟国当局没有鼓励‐‐但也没有否决‐‐重复这种试验；1947年6月6日在慕尼黑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讨论经济问题。

法占区代表没有获准去出席这次会议；而苏占区代表则在其他代表拒绝讨论这个国家的政治统一问题时，退出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几项报当含糊的决议，要求盟国澄清德国的政治前途，增加粮食供应，在经济事务上给德国人更多的发言权。

这些决议的卖际效果等于零。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或许除了在苏占区之外，其他占领区当局对于提供任何中央政府性质的东西这一问题都采取了实验性的和谨慎的姿态。

这样做不仅符合波茨坦会议规定的政策；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长期202不愿做出任何事情来减少在占领后期从政治上重新统一德国的机会。

可是，另一方面，给予每一占领区某种协调的权力是必要的；甚至法国人也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问题不可能指望盟国管制委员会发布指示；法国人以及后期的俄国人准会对任何这样的建议进行抵制。

结果，英古区和美占区各自所采取的步骤不相一致，与俄国人的布置也不统一。

对德国人来说，这些步骤显得不必要地缓慢而不完整。

如果德国人或占领国本身的短期利益是有决定意义的话，早期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区实行集权，本来会有很多好处。

但是对于要求把分散作为对付一个强大和独裁政府的解毒剂来说，集权则是完全背遭而驰的。

而且，对一个如此羡慕军装的民族，在其生活中灌注一些异样的内容，不是没有道理的。

整个行政问题是一个从盟国管制委员会方面显然得不到丝毫启发的问题。

如果人们想到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表现在合宜的组织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对&ldo;民主&rdo;一词的解释上，这就不足为奇了。

唯一稍有意义的决定要算是1945年12月规定六条选举原则的协议。

虽然这六条原则在执行过程中是受人称颂的，俄国人却证明这六条原则解释起来可能产生极大的差异。

除了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内容以外，对于哪些权力应属于中央政府和哪些权力应留给州这个基本问题，从未达成协议。

当问题提出时，总被一些人零零碎碎地应付过去。

这些人与其说是立宪理论和文宪程序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