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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唐初，明经是按照经的章疏试策。

许多举子不读正经，只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抄录下来进行背诵。

为了促使举子去读正经，高宗调露二年（公元六八○年）决定加试帖经。

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的几个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

帖经通过后，然后试策。

儒家经典的背诵成为明经采取的先决条件。

但这样一来，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情况更为严重。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七年）又规定，降低帖经及格的标准，改策问经义为口问大义十条，同时加试时务策三道。

由于经业之人鲜能对策，亦不及文义，因此时务策和口问大义的考试，不过是走个形式，采取时仍以帖经的成续做为标准。

明经继续沿着死记硬背的路，到了后来至天宝十二载时，帖经也恢复原来的及格标准。

进士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

当时衡量策文的标准，是看文章的词华。

这样就造成了许多举子不读经史，只读四策，不辨章句，也不练习作文，只在摹拟的策上下功夫。

针对这种情况，高宗调露二年（公元六八○年）决定，进士和明经一样，加试帖经。

永隆二年（四元六八一年）又规定，进士要加试杂文两首，合格者然后试策。

进士科开始实行帖经、试杂文和对策三场考试的制度。

杂文最初为士子所熟悉的箴、表、铭、赋之类，至天宝年间（公元七四二～七五六年）始专用诗、赋。

由于当时社会风气重文学，同时，开元、天宝之际，当政的李林车也有意识地把进士科作为选拔文学之士的科目，因此，进士科继续沿着文学取士的道路前进，并且发展到以诗赋的好坏作为进士及第的主要标准。

进士科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后，进士录取的标准才重新以策文成续为，而且衡量策文的标准，也变为主要是看策文的内容。

常科的应举者有生徒和乡贡。

生徒主要是指国子监所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学生，以及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的皇亲、亲贵子孙。

他们在学校学习两部儒家经典，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由馆监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

另外有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县、州逐级考试合格，由州府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的，谓之乡贡。

唐初以来，贡举的主持是由吏部考功司，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专掌。

开元后、举子日益增多，许多高官子弟也参加科举考试。

考功员外郎仅为从六品上阶，对于高官的嘱托，不第举子的喧讼，他都无力应付。

考功贡院也已经应付不了日益烦杂的贡举事务。

开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因为发生了举子顶撞考功员外郎李昂的事件，玄宗君臣认为员外郎权轻，而吏部长官诠选的任务又太重，于是改归礼部掌管，专令礼部侍郎一人知贡举，并设立贡院，作为办事机构；设置印信，作为权力凭据。

上元（公元七六○～七六一年）后，有时亦委派中书省舍人或其它诸司四品清资官掌贡举，称为权知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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