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们共同住在筒子楼里的一些年轻老师或者是一些学校里的员工，已经有人辞去了公职，下海做起了生意。

刚开始李红梅觉得这些人的举动简直有些不可思议，这样的想法和章老师不谋而合。

章老师认为，当老师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职业，有一份固定的收入，风吹不到，雨淋不着，这样的职业到哪里去找呢。

可随着时间的变化，那些下海办公司，或者跳到其他公司打工的人，陆陆续续地都搬离了筒子楼，有的是自己买了房子，有的是公司分给了他们房子。

毫无变化的是章老师和李红梅他们这些人。

李红梅就开始抱怨，抱怨医学院还不给章老师分房子。

在这几年当中，学院里盖了几栋楼，那些楼都用在了教学的用途上，或者做了学生宿舍。

恢复高考以后，学院每年都在扩大招生，原来的教学设施早就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了。

也盖了一两栋教职员工的宿舍楼，但都被那些教授分走了。

章老师现在只是一名讲师。

他也是工农兵学员出身，这样的身份让他尴尬，有一阵嚷嚷着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不承认了。

他和李红梅共同复习，又考了一次，总算过关了，但他们的学历，仍值得怀疑，先是别人开始瞧不起工农兵大学生，后来，渐渐地，他们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了。

讲起自己的身份，自己都感到脸红。

如果这么论资排辈的话，再有十年的时间，章老师也分不上房子，那样的话，他们只能住在烟熏火燎的筒子楼里。

这样的处境让他们感到难堪。

当大家过着一样的生活时，便觉得命运是公平的，没有什么。

就像李红梅当初插队，后来又上大学，最后住进筒子楼里，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所以她感到满足了。

现在一不留神，自己的生活却被别人落下了，她的心境便可想而知了。

她在附属医院外科当医生，处境也并不美妙，直到现在，她的名分还只是名助理医师，别说大手术，就像阑尾这样的小手术都轮不到她，她只能给别人当助手，别人做完手术，自己缝合一下，或者查查病房什么的。

医院已经改革了，每个人的收入和自己的职称以及做了多少手术挂钩。

这样一来，李红梅的收入就和那些主治医生拉开了距离。

那些主治医生，有时一个月能拿到近千元，而自己呢，除了有些夜班补助之外，就剩下那点死工资了，加在一起也就是几百元。

这样的日子让她心里失去了平衡。

改善家里的生活状态，看来指望章老师也是没什么希望的。

无奈之余，她只能远远地羡慕别人。

不经意间，李红梅的生活又一次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附属医院外科，住进来一位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