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整治党内腐败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

很多年来，尽管出台了很多反腐败的举措，但过于重视腐败的&ldo;内部消化&rdo;，就是在执政党内部加以解决。

例如，党政官员出现了腐败，往往是先党内处理，后移交给国家法律。

再者，党内处理往往占用相当长的时间，而法律处理则往往是&ldo;短、平、快&rdo;。

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效果就是党站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党的纪律的附庸。

因此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对矛盾：党一方面反腐败，但另一方面党似乎也能充当腐败的保护伞。

如果一旦发现党政官员的腐败，法律就能马上介入，情况就会不同。

这样做，既有利于法治建设，也有助于人们法治观念的确立。

&ldo;内部消化&rdo;也不利于社会的参与。

今日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冷漠和无能为力是社会没有有效的参与机制的产物。

官员的腐败并非一天两天之内造成的，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例表明，这些官员的腐败往往有很长的历史。

正是&ldo;内部消化&rdo;机制使得这些腐败官员照样&ldo;带病上岗&rdo;，照样官运亨通。

如果让社会来参与，就很容易防止这种情况。

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另外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让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清廉负有责任，赋予他们公民责任感。

相反，如果社会对腐败持续感觉到无能为力，那么一旦这种感觉演变成为人民的力量，社会和执政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对抗关系。

要重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力量，就必须走出目前主要依靠&ldo;内部消化&rdo;的格局。

反腐败不能仅仅停留在党内。

党内纪律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ldo;内部消化&rdo;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反腐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参与。

应当再三强调的是，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反腐败，更重要的是为了道德重建。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0月9日

第四部分重建意识形态

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最近中国社会的发展态势表明，执政党必须把重建意识形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方面是颇具规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变得活跃起来。

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两者呈现出相结合的倾向。

中国现代史表明，社会力量和公共知识分子一旦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往往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政治能量。

1989年六四事件和东欧共产主义，特别是前苏联的解体促使中国知识界从80年代末的激进化转向90年代的保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