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隐性社会契约，政府必须扮演主角，在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和所有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政府应当承担起规则制定者的责任，逐渐向企业和社会力量开放政治过程，限制垄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政府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够有所作为。

没有政府的制度创新，就很难在企业和社会之间或者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是中国治理制度的基础，那个时候，显性契约会在中国实现。

但现实地看，民主政治需要很长时间来发展。

在国家转型到显性契约之前，必须重建隐性社会契约。

没有这个隐性社会契约，执政基础就会不断被削弱，社会稳定就不会有制度保障。

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新社会契约之上的国家治理制度。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2月25日

第三部分权力与腐败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交易

中国政治处于转型期间，各种新的现象时有发生。

最近几年，政坛上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现象就是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

有数个省份的副省长宁可放弃现有的职位，而拼命竞争地位更低的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职位。

共产党干部想在低一些的位置上任职，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部门。

现在，中央的一些部委想从下面抽调干部非常困难，大家都想在地方工作，而不想进北京。

初一看，这令人费解。

根据一般人理性的预期，政坛上的政治人物始终应该往上提升自己，而不是相反。

但是既然这种现象普遍地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

不同类型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动因。

地方官不想进京或许是担心现有的权力被剥夺。

的确，有些干部进京后就没有了权力。

少数地方官在地方待久了，就形成了自己几乎独立的权力体系，变成了地方小皇帝。

有时候，这些地方小皇帝权大势重，中央政府对他们奈何不得，只好对他们进行上调。

也有时候，这些小皇帝并没有明显地犯错误，中央政府也采取上调的方法，到北京后再削弱他们的权力（现在，更经常的是进行地方干部的轮调，以此来防止地方权力体系的形成）。

上调如果意味着削权，地方官当然是不想干的。

有些地方官不想上调则是因为他们想得开。

他们愿意待在地方，不想去中央的眼皮底下。

中国地域广阔，中央的政策命令越往下面，变形越大，或者说越到下面，政策实行的伸缩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