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中国，很多人都在高调讨论各方面的制度改革。

比起那些宏大的改革叙述，这里所讨论的政治退出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制度细节。

但很显然，这个制度细节能够影响到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它与政权的效率有关，政治退出制度无疑可以提高和强化政府在政策思想的产生、决策和政策实施方面的能力。

它与政权的可持续性有关，如果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国家财政负担也必然越来越巨大，直到超出财政担负能力。

它与人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有关，特权阶层越来越大，不仅消耗庞大的财政资源，而且也会消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认知程度。

很显然，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在邓小平建立的退休制度基础之上实现政治退出制度，这是中国领导层不得不考量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17日

第二部分新社会契约与合法性

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留心一下最近中国社会的发展很有意思。

一个极端是各地私营企业老板在政治上的崛起。

十六大把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合法化了，此后，各地蜂拥而上，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这一决策。

一时间，私营企业家纷纷进入省市各级政协。

尽管政协在中国的政治系统里不算一个有实权的组织，但在老百姓的眼里，政协中私营企业家的急剧增多无疑象征着这个社会阶层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

在另一个极端，针对各级政府的城乡民众的集体抗议事件不断增多。

城市工人罢工&ldo;闹事&rdo;的情况早就有目共睹。

企业经营不好甚至破产、工人下岗失业、社会福利缺乏，这些都构成了城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而在农村，尽管国内少有公开报道，但农民的集体抗议事件早已经层出不穷，不仅经济贫困地区有农民的集体抗议，在江浙那样的富裕地区也有。

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城乡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继续发展经济，等到全社会进入了小康，这些事情都会自然解决。

如果从这种思路来理解，上面所说的两种现象也不能算作是矛盾的。

共产党与时俱进，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不仅是执政党壮大社会基础所需，也是继续发展经济所需。

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给予非国有部门老板参与政治的权利，无疑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

所以，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